中國佛學·變革更新，尋求發展·佛學與近代思想

佛學與中國近代思想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佛教思想對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840年以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因而救亡圖存成為近代思想的主題。在社會變革的時代，強調主體能動性的唯心主義哲學成為廣泛流行的思潮。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佛學中的唯心論也煥發出新的活力，成為當時鼓舞人們勇猛進取、除舊革新的精神力量。

中國近代許多進步的思想家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除了積極吸收西方傳入的思想觀念之外，還努力借用中國傳統的思想材料，在西學的沖擊之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思想學說顯得愚昧陳腐而又不能適應新的社會變化，而佛學唯心主義卻與進步思想家們所提倡的主體精神與批判意識合拍，于是佛學成為他們所能利用的主要的傳統思想。另外，佛教所提倡的慈悲、平等也成為近代思想家們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觀念的思想原型。

中國近代的大多數進步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學說中都明顯地包含佛教思想成分。康有為的《大同書》根據佛教眾生皆苦和眾生平等的觀念提出了一個去苦界至極樂的人類大同理想。譚嗣同的《仁學》以華嚴、法相的心性學說為基礎，根據佛教所講的慈悲而強調平等，試圖用平等精神沖決一切陳腐思想的禁錮和封建禮教的束縛;他還強調學佛可以使人勇猛無畏、剛強進取。梁啟超在《惟心》一文中發揮佛教的唯心主義，認為一切外境皆由心造，所以天下的事物本來沒有什么可樂、可憂、可驚、可喜的，如果人們心中沒有大驚、大喜、大苦、大樂、大憂、大懼，就能克服心中的奴隸，成為英雄豪杰。他所說的英雄豪杰就是指能夠順應時勢的人。他在《佛教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說明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是入世而非厭世、是無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別、是自力而非他力，并根據這些特點認為佛教有益于民主政治。章太炎除了運用佛教的觀點闡述他的《無神論》、《建立宗教論》、《人無我論》、《五無論》、《四惑論》、《國家論》、《俱分進化論》之外，還指出法相宗和禪宗的教義都是自貴其心、不依他力的唯心論，這種唯心論可以培養人們舍生忘死、奮不顧身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正適合社會革命的需要; 他還明確主張佛教是救時應務的良藥，把佛學唯心主義作為批判封建制度、改革中國社會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