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學·《三禮》概說·《儀禮》 的成書年代

關于《儀禮》的成書年代，學術界從一開始就有分歧。古文經學家認為此書出于周公之手，今文經學家則認為是孔子所作。古代學者大多踵此二說。如崔靈恩、陸德明、賈公彥、鄭樵、朱熹、胡培翚等均持周公所作說，理由是《禮記·明堂位》中有“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之文，他們認定，文中周公所制之“禮”，就是《儀禮》、《周官》等書，是周公損益三代之制而成的。司馬遷、班固等則認為此書是孔子所作，說孔子慨嘆周室衰微，禮崩樂壞，乃追述三代之禮而作此書。據《禮記·雜記》記載，恤由死后，魯哀公曾派孺悲到孔子處學習士喪禮。《儀禮》中有《士喪禮》一篇，相傳即由此而作。皮錫瑞《三禮通論》、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據此認為，《雜記》所言，乃是孔子作《儀禮》的明證，由《士喪禮》可以推斷，其余十六篇也必是出自孔子手筆。他們還認為，《儀禮》的文字風格，與《論語》頗有相似之處，其內容也與孔子的禮學思想相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視冠、婚、喪、祭、朝、聘、鄉、射等八禮。而《儀禮》一書正是記述這八種禮儀的。邵懿辰等還認定，《儀禮》十七篇是孔子手作，是用以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已總攬禮的大綱，并非因秦火而成的殘帙。但是，《雜記》所記是否為史實，則很難斷定，因此不可輕易據信。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說：“今《士喪禮》未必即孔子之所書。”先秦文獻《論語》、《孟子》、《左傳》等，都沒有引用過《儀禮》文句，這很能說明問題。日本學者武內義雄在其所著《曲禮考》中提出，《荀子·大略》引《聘禮志》“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與《禮記》“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之語相似，很可能荀子時已有禮書，可以作為《儀禮》的藍本。但是，《儀禮》與《荀子》的年代孰先孰后既難確定，則誰抄誰也不可輕下斷語。因此，武內氏之語也只能是推測之辭。從周代金文及《左傳》等文獻看，周代已經出現某些比較程式化的禮儀，但它是否已經成熟到了《儀禮》所記載的程度，缺乏旁證。孔子所傳習的禮，是否就是《儀禮》，也缺乏硬證。近人沈文倬先生認為，《儀禮》一書是在春秋至西漢之間陸續完成的，其中有關喪禮的四篇年代最早，約在春秋末期，此說似較為平允。

《儀禮》十七篇，除 《士相見禮》、《大射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都有“記”。一般認為，“記”是孔門七十子之徒所作，年代當晚于經文。《喪服》篇體例較為特殊，經與記均分章分節，其下又有“傳”。傳統的說法認為，“傳”是子夏所作。也有學者認為，此子夏非孔子弟子卜商，而是一位也以子夏為字的西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