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宋代中國傳統金石學的形成·筆記叢談

宋代筆記數量較多，其中不少記有金石考古資料和研究的心得。對這些考古學史上值得注意的成果，不少學者進行了認真的整理。沈括《夢溪筆談》一書，有關金石和考古見聞、研究心得不下28處，涉及新石器時代至唐代的古器物、墓葬、古城等不少方面(參見夏鼐：《沈括與考古學》，《考古學報》，1974年，第2期)。邵博的《邵氏聞見后錄》三十卷，中卷二十二、二十七談及盜掘古墓及隨葬品、木簡出土等事。卷三十記有長江三峽的崖墓。而蔡絛《鐵圍山叢談》(六卷)一書，有對古器物的名稱、形狀、紋飾、色澤等方面的研究心得。此外，還論及鑒定古器物的真偽，而“古器說”，則談及宋代金石學的興起及發展。因此，宋代筆記為我們“保存了豐富的考古資料，是需要認真加以發掘作專題研究的”(參見夏超雄： 《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

宋代的金石學家，已經創立了一套收集、整理、鑒別、考訂和刊布金石資料的研究方法和具有了“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論其世謚”的研究課題，并出版了一大批金石著作。因此我們說，我國傳統的金石學在宋代形成了。

宋代的金石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金石文物資料的命名，宋代學者發凡起例，做出了創造性的成績。王國維指出：“凡傳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鏡、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壺、曰盉、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其說。知宋代考古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 (王國維： 《說觥》，《觀堂集林》，第147頁)。

宋代的金石學研究，畢竟尚處“形成時期”，因而不少論斷難免有穿鑿附會和紕謬之處，但其對清代金石學有著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