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

梁啟超曾說：“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確，中國古代設置史官之早，史書體裁之多，數量之繁，以及綿延數千年有系統的歷史記錄，都是世界史上實屬罕見的。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史籍中，最重要的要數二十四部正史，而二十四史中又以“四史為最要”。(張之洞語)唐代，人們就開始把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和范曄的《后漢書》稱為“三史”，后來又加上陳壽的《三國志》，遂有“四史”之稱。就史書的體例、內容、思想和文采而言，這四部正史都堪稱紀傳體的典范之作，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說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水平。正因為如此，歷代學者都格外推重“四史”。在研讀過程中，有的為之校注，有的加以考證，有的則進行分析評議，于是四史研究逐漸成了專門之學，而且愈來愈深入，愈來愈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