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吳越曲·蘇州之旅·蘇州·文萃之邦

蘇州自古是江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自春秋以來，文人輩出，藝術繁榮，與秀麗山水綿延并存。

吳歌清悠

江南民間歌謠豐富多彩，韻味淡雅清悠，自古統稱“吳歈”;蘇州古謠源遠流長，自成一派，乃“吳歈”之鄉。

“吳歈”，即吳歌的古稱。其風格清新、曲調婉轉，以吐字纏綿的吳儂軟語抒情表意，沁人心脾，傳唱不衰，堪稱我國古代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瑰寶。

“吳歈”一詞，最早見諸屈原所作《楚辭·招魂》。而在此之前吳歌即已盛行于民間，相傳為春秋之際吳國的古老民歌《梧桐秋》，寓含譏喻之辭;另一首《南山有鳥》，則為吟唱男女情愛的纏綿之音，其風格同《詩經》相近，亦具有風土人文的史料價值。漢樂府詩中的五言吳歌《江南可采蓮》，聽之似見江南水鄉秀色。三國時吳國民間傳唱的《吳孫皓初童謠》，則表述了吳人對故土的眷戀之情。

六朝時，吳地民歌成為新樂府辭中的一類出色詩歌，名為吳聲，又稱吳格。聞名遐邇的有《子夜吳歌》，總計一百二十五首，其中《子夜歌》二十四首，以對答的形式抒發妙齡郎妹耕織悅愛的真摯情意。子夜吳歌為五言小詩，諧音雙關，隨拍揚抑。后人多有仿其制而作者，如唐代詩人李白亦步其韻寫成四首子夜歌。六朝《子夜歌》第七首中唱辭曰：“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歌中“絲”與主人公的“思”諧音;“匹”與戀人的“匹配”雙關。其中亂絲放入殘機織不成帛的原意，引伸為男女情思受到阻隔，可悲可嘆。

流傳至今的著名吳歌《月兒彎彎照九州》，相傳編創于南宋。明代葉盛《水東日記》云：“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為警勸者，漫記一二：‘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多少漂零在外頭?……”明代的《梔子花開六瓣頭》，亦是廣為流傳的吳歌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喜聽吳歌，曾請昆山民歌高手、百歲老人周壽入朝彈唱，周引吭高歌，百官聽得如醉如癡。清時，吳歌曲調愈加發展，有《十二月花名》、《蘇州景》等時調小曲，被蘇州評彈和蘇州灘簧等藝人汲取改編，傳唱更廣。近年吳江蘆墟收集有古代長篇敘事吳歌《五姑娘》，歌詞長達兩三千行，堪稱民族藝術的奇葩。

吳舞翩躚

吳地自古有歌舞之鄉的風情。今人考證古文字得知，吳字，上半部為“口”，乃“甘猶從口”，即善唱;下半部從“夭”，乃“傾頭屈身”，即善舞。難怪唐李白有詩贊曰：“新弦采梨園，古舞嬌吳歈”。

吳地民間古舞《白紵舞》、《白鶴舞》、《白符舞》等，始自東吳，盛于六朝，先后流入上層宮廷豪府，常演于宴樂場合，以舞者穿白紵長袖舞衣故名。舞者的舞步、身法、手式、眼神頗有講究，舞步須“如推若引”，輕盈流暢;動作以舞袖為主，分掩、拂、飛、揚，細膩傳情;旋律由徐緩轉緊促，以踏足為節，以身段抒情，以眉目傳神，與音樂、歌吟相配，合成一美侖美奐的歌、樂、舞藝術之精品。

從晉、宋、齊、梁至隋唐的歷代《白紵舞》詞賦可見，舞者常擬各類美鳥動作。欣賞如鶴似雁蹈之舞之的吳女揚紵漫舞圖畫，令觀者如臨仙境。六朝時，白紵舞已分獨舞、雙人舞、五人舞、群舞。《白紵舞》辭有“嬌怨獨立特為誰”句，言其獨舞的舞式;而“將流將引雙雁行”則為雙人舞的贊辭;又“俱動齊息不相違”，乃描畫群舞時一個個舞女俱奔放、同靜息的抑揚頓挫場景。

據稱，中國古代樂舞十分重視舞者手袖的姿態運用，此大概與“擊石拊石”、“長袖善舞”的民間勞作生活與舞蹈傳統藝術有關。吳舞則為中國古代傳統舞蹈“以手袖為容，踏足為節”之先聲。由江蘇常州戚家村南朝墓葬出土的《舞伎圖》所見，其上舞伎腰枝纖細，長袖飛舞，裙裾婆娑，手托燈盞，眉目凝神，足似騰云，翩翩旋舞，乃真一幅吳女美舞圖。

娓娓評彈

在曲藝的百花園里，蘇州評彈獨樹一幟。評彈俗稱說書，是評話與彈詞的統稱。評話只說不唱，俗稱大書;彈詞亦說亦唱，習稱小書。其淵源可溯及唐、宋，評話由唐代的“講史”和宋代的“平話”演變而來;彈詞則從唐代誦經念佛的“變文”脫胎形成。以吳儂軟語說書，始于明末清初。現存最早彈詞腳本，為明崇禎年間傳抄的《白蛇傳》。

清代乾嘉年間，興盛一時的評彈流行于江南城鄉，蘇州書場多達幾十家，評彈藝人數以百計，聽眾云集。開辦最早的書場有坐落于宮巷的桂舫閣、石湖路田堂的引鳳園、道前街的雅仙居、臨頓路的清河軒;開創最久的有葑門橫街的椿沁園、山塘街的大觀園、東中市的中和樓、濂溪坊的怡鴻館;最享盛名的為清代的書場四大庭柱，即宮巷的聚來廳、皮市街的隆暢、臨頓路肖家巷中的金谷、鬧市中心太監弄的老義和。清末，每逢農歷十二月二十日前后，蘇州各書場連辦評彈大會書，藝人登臺獻技，曰“跳龍門”;對露丑者喝倒彩，謂“倒面湯”。

評彈唱詞的基本形式為七字句，仿七言絕句的對偶、對仗分“二五”與“四三”，依唱詞的平仄發音長短，極盡吳語的音樂美。“雅處近詩，俚處似諺”，有雅俗共賞之妙。

相傳蘇州評彈興盛，起自名角王周士因藝驚四座而得寵于乾隆。王周士面目奇丑，人稱紫癩痢，卻擅說《游龍傳》等書，口若懸河，觀者稱奇。乾隆第六次南巡駐蹕蘇州，下榻幽靜的滄浪亭，侍者曾引王周士到園說書。入夜，紅燭高照，王跪稱“須坐而說”，乾隆遂賜一錦墩。王輕撥三弦，吳語流瀉，使“龍顏大開”。說畢，乾隆賜其七品冠帶，命隨駕赴京，點唱悅樂。王周士數年后托病返回蘇州，在自家宅院前高懸“御前彈唱”大匾，慕名聽唱學藝者絡繹不絕。從此，蘇州評彈名噪四方。王周士又于乾隆四十一年(1176)在城中宮巷第一門創立評彈藝人組織，取“光前裕后”之意，名光裕公所，奠定了蘇州評彈業的基石，人稱“千里書聲出光裕”。他將技藝著書傳人，書有《書品》、《書忌》二冊;又將肺腑之言告勉說書人，“以弦歌余緒，本著勸忠教孝之旨，出之以詼諧，用以惕世俗之聽聞，并借此以謀衣食焉”。繼王氏之后，評彈名家不絕，先有“五大家”，即陳士奇、毛葛佩、俞秀山、陸瑞廷、林漢揚;后有“四大金剛”，即馬如飛、趙湘洲、王石泉、姚士章。光裕社還一改男子說書陳見，接納女藝人入社。

評話與彈詞即大書與小書，題材、形式各有特點。評話，只需一人登臺，一把折扇，一塊醒木，即可開講。講的多為金戈鐵馬的歷史演義，風云叱咤的俠客豪杰。其中說歷史演義的稱“著甲”，如戲曲中的“長袴”;說俠義公案的則如戲曲中的“短打”。彈詞，為二人說唱，稱為“雙檔”;也有一人說唱的“單檔”和三人合說的“三檔”。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彈自唱。

評彈的表演手法主要有“說、噱、彈、唱”。說，指說表，包括說白和表敘，以細膩曲折見長。噱，即噱頭，為“書中寶”，頗含寓意，妙趣橫生。彈，指樂器伴奏，弦琶琤琮，悅耳動聽。唱，即演唱，嗓音抑揚頓挫，吳語輕柔舒緩，既有說書人的獨白表唱，亦有書中人物的詠嘆對唱。

彈詞曲調，分流派唱腔和民歌曲調兩大類。前者調名多以創曲者姓氏稱之，有陳調、俞調、馬調、蔣調、張調等，或雄渾酣暢，或委婉低回，或剛健蒼涼，或圓潤清麗，各有千秋。后者調名多具江南水鄉風味，與唱腔一脈相承，絲絲入扣，有山歌調、金絞絲、亂雞啼、海倫調等。

評彈表演雖無布景、臉譜、化妝，卻全憑演員藝術功力，達到了與戲劇藝術比翼齊飛、異曲同工的藝術效果。

昆劇一枝花

我國古老戲曲劇種之一的昆劇，原名昆曲，亦曰昆腔。它集中了我國漢民族戲曲的精華，在明清兩代曾獨領劇壇風騷，唱紅大江南北。

昆劇于元末明初流行于蘇州昆山、太倉一帶。明嘉靖年間，經戲曲家魏良輔等發掘、整理、創新，遂流傳各地，統領劇壇二百余年，逐漸形成北昆、川昆、徽昆、湘昆、甬昆、溫州昆、金華昆等各具風土特色的流派。昆劇集宋、元南戲和金、元雜劇中國古典戲曲藝術之大成，經名角藝人精研細琢，形成唱腔典雅、婉轉、悠揚、細膩的藝術風格。清乾隆時昆劇戲班有四十多個，為鼎盛之期，藝人云集蘇州。有詞云：“蘇州好，戲曲協宮商;院本愛看新樂章，舞衣不數舊霓裳，昆調出吳閶”。清道光年后，昆曲雖有衰落，但亦出過聲望很高的“集秀班”、“高天小班”、“聚福班”等。民國初年，蘇城桃花塢五畝園開辦“昆曲傳習所”，學員以“傳”字排行，“傳”字之后又分四角取名：小生演員取玉字旁，旦角演員用草字頭，花臉、老生扮演者取金字旁，丑角演員用三點水旁。五十年代，整理改編了《十五貫》等傳統劇目，救活了這個瀕臨絕境的劇種。

明人魏良輔，原籍江西，后寓居太倉。通曉音律，潛心好學，嗓音高亢;為研究江南曲樂曾“足跡不下樓十年”。他以昆山土腔為基調，一改南曲的平直，兼蓄北曲、諸腔、江南小曲的優點，“轉喉押調，度為新聲”，是曰昆曲。魏氏創曲，源于師授之功。一師名過云適，戲劇音樂藝術造詣甚深，魏稱“自謂不如”，“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復數交勿厭”。一師名張野塘，北曲名家，魏與之切磋聲律劇曲，“兩人相得說歌舞”。自此，昆曲既承南曲清麗婉轉格調，又兼北曲激昂亢爽之音。

蘇州早年專供昆劇藝人一展歌喉、一亮身段的地方是城中郡廟附近戲館。常演唱《浣紗記》、《荊釵記》、《琵琶記》、《牡丹亭》等傳奇性歷史劇目。表演上舞蹈性強，開場即聞笛、簫、笙、鼓、板、鑼、琵琶之聲，把人稱“水磨腔”的吳語曲聲烘托得細致入微。蘇州民間有拍曲鼓簧之習。清時，被奉為戲曲正宗的昆劇為文人雅士所欣賞、品談，縉紳子弟和讀書人喜歡即興拍曲。每逢“爺臺會串”(即“清客會串”)，城鄉轟動，萬頭攢動。大宅閨閣飄出鶯啼笛鳴，水巷帆舟傳揚悠悠曲聲，巷坊深處應和曲曲唱腔。

碑刻傳千古

多以太湖青石為基質，集書法、雕刻、繪畫藝術為一體，名冠江南的蘇州碑刻，以其數量(計千余方)多、涵文廣、門類繁、圖文茂、刀法精為特色，吸引著歷代文人雅士，亦成了蘇州人文、物源、歷史、地理、天象的重要史料。

蘇州現存名碑以宋、元時期為多。宋碑《平江圖》、《天文圖》、《地理(墜理)圖》、《帝王紹運圖》，保存了珍貴的宋代蘇州及全國的全方位天文、地理、城池及朝代更迭之歷史遺跡。兀立于靈巖山麓的宋代名將韓世忠功德碑，屬國內罕見之巨碑。現存最早的一方碑刻，為上方山寺塔內隋代王以成題記的古碑。在唐、宋以后的碑刻中，有唐代書法家李陽冰篆書的《鶴竹碑》;元代趙孟佈所書《重修山門碑》(于玄妙觀正山門);明代文徵明書《心經》碑，周天球所寫《宋丞相相國文公祠碑》，還有《五人墓碑記》，《重修白公堤記》;清代的《織造局圖》、《蘇郡三橫四直圖》碑。這些碑記均為研究地方史志的重要參佐文獻。

反映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生活的碑刻，約有五百余方。如《永禁機匠叫歇碑》、《永禁踹匠齊行增價碑》、《織造經制記》，均為重要的史料實錄碑。而銘刻警戒濫伐亂捕自然生物、保護環境生態平衡的石碑，如《永禁虎丘開設染坊污染河道碑》、《永禁三春捕撈魚鳥碑》、《封禁蘇省諸山采石碑》等，至今令人駐足深思。

《永禁虎丘開設染坊污染河道碑》，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最早的環境保護法律銘文石碑，立于虎丘山門內。碑高150厘米，寬73厘米，碑文一千五百字，清乾隆二年(1737)立。內容為嚴禁在虎丘山設立染坊，以保護河流水質等。明清時期，蘇州虎丘、山塘一帶大小染坊為數不少，招致附近河流池澤“青紅黑紫”。蘇州有識之士為此奔走，促使地方政府頒布“禁染”法令，并勒石立碑于虎丘。

蘇州名園的游廊壁間和寺觀中，亦多有碑刻。園中碑刻或為園記及歷代游園者唱和詩賦;或為摹刻歷代名人手筆，集成叢帖。滄浪亭五百六十九幀歷代名賢石刻像，刻工精細，刀法純熟。拙政園中沈周、文徵明石刻畫像，線條挺秀，形象端莊。留園法帖三百余方，書法刻工風格各異。寺觀石刻，以玄妙觀三清殿的宋刻《老子像》為最早，傳為吳道子所繪，線條遒勁，有“吳帶當風”之貌。寒山寺張繼詩碑幾毀幾書，歷盡滄桑。

蘇州歷代碑刻藝人技法嫻熟，妙手眾多。當年南京中山陵園的三百余方碑刻，皆為蘇州匠人精雕細刻之品。

刻書名四海

我國獨特的雕版印刷術，通稱刻書術，始創于隋唐時期;蘇州即為我國刻書業最早的發祥地之一。傳說蘇州曾有“刻書賽積德;藏書勝藏金”之諺，稱“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古時有官府刻書、書商刻書、私人刻書之分。

據元稹《白居易詩集序》“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句及史載，中唐時蘇州已有書商刻書;宋初承天寺為刻印佛經佛像的著名場所。蘇州現存最早官刻本，為宋嘉祐四年(1059)姑蘇郡齋王琪刻印的《杜工部集》。熙寧元年(1068)后，蘇州坊刻、私刻書籍盛行。現存最早的實物刻本是南宋紹定四年(1231)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經局開雕的“磧砂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前后歷時九十一年才大功告成。其中《佛說一切功德莊嚴王經》一卷現藏于西園寺中。宋代蘇州刻書業因“蘇杭間一葦可通”，故僅次于刻書中心杭州。

元代，平江路儒學、吳郡庠、劉氏梅溪書院等專刻經史詩文集;私刻、坊刻、寺院刻有范氏歲寒堂、姑蘇葉氏坊等。明代刻書業盛極，蘇州、南京以“刻業中心”并稱，有蘇州“書肄之勝，比于京師”之說;而京師書賈又多為蘇州人士。據明胡應鱗《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載：“當今刻本，蘇常為上”;“凡刻書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史家論及明代蘇州刻書有三個時期：一是明初，版式黑口，字體摹仿宋元風格，所刻書籍以經書儒學古書為多，次為政令典章之書，宋元本籍少見。成化以前，以木刻為主;成化二十年(1484)前后，江南流行銅活字印刷，蘇州廣為運用，前代辭章詩話隨之出版。二是刻書最盛值正德、嘉靖、萬歷三朝，崇尚宋體字，版式白口，紙張講究，官私刻本皆豐。出書最繁盛者為顧元慶“大石山房”。萬歷以后，又創彩色套印，有吳縣錢谷“懸馨室”、長洲許自昌“梅花墅”、陳仁錫“閱帆堂”等印刻文人雜志、戲曲小說、通俗書刊，并附精美插圖，于坊間出售。三是天啟、崇禎年間刻本，行格排列疏朗，然刻校不及前期工整。呈現眾多著名刻書人競相印刻古書珍本、秘本的風氣，對古代文化寶藏的整理、發掘、保護起了重要作用。崇禎年間聞名江南的刻書坊有吳縣趙宦光“小宛堂”、吳郡顧凝遠“詩瘦閣”、常熟瞿式耜“耕石齋”等。

明代天啟、崇禎年間，江蘇常熟刻書奇人毛晉與其開設的藏書處汲古閣遠近聞名。汲古閣另在常熟迎春門外七星橋西側“設有印書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經籍”。當時印書所用大石盂，現存常熟縣石梅小學。相傳毛晉“生而篤謹，好書籍，自其垂髫時即好鋟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刻書之初，毛晉招請工匠于家中鋸刨琢磨，好心人勸其父曰：“你辛苦半世，成家不易，貴子卻不誤正業，捉筆弄刀，門風敗矣!”毛晉之母辯曰：“刻書雖難成事，但總與游手好閑不同!”并傾其囊資助毛晉。功夫不負有心人，毛晉刻書成功，四方之士都涌至汲古閣爭購書籍，那個曾非議毛晉的人亦捧著購得新書，對毛晉的精鏤細雕之技贊嘆不已。毛晉自敘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稱，其連做三夢，皆有蟠龍盤繞庭柱，“口吐雙珠，隱隱籀文，微露山字，仰見兩楹，分懸紅牌，上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個金字”，故徹悟“窮通有命”，并鐫刻二書。他數十年如一日，“寒暑不易，閉戶自課”，累得“頭顱如雪，目睛如霧”，且賣掉數百畝田地，充作刻書資費。他就是這樣一位鍥而不舍終成大業的刻書巨擘。毛晉刻書四十余載，成書六百余種，經、史、子、集均有。其中宋范成大《吳郡志》、龔明之《中吳紀聞》，明孫祚《滄螺集》等，堪稱珍本。

清代著名刻書坊，有黃丕烈“士禮居”、汪士鐘“藝蕓精舍”、沈氏“古倪園”等。

藏書盛不衰

蘇州自古文風興盛的一大特征，是藏書豐富，種類繁多，藏書家代代相承。“吳中文風，素稱極盛，俊士薈萃于茲，鴻儒碩彥，代不乏人，以故吳中舊家，每多經史子集四部書之儲藏;雖寒儉之家，亦往往有數百冊，至于富裕之家，更是連櫝充棟，琳瑯滿目。故大江以南，藏書之富，首推蘇州。溯自元明以迄清季末葉，藏書之家，指不勝屈。擁有數千百卷之圖籍者，多不勝舉，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箱線裝書的，并不為奇。”這是吳地藏書的真實寫照。

蘇州藏書與刻書為文苑藝圃的并蒂之花。唐、宋以后，隨著雕版刻書、印刷銷書之業的發達，書籍流通漸廣，藏書也形成了風氣。刻書家中藏書豐富者比比皆是;而藏書家亦多兼事編刻、出版之業。因藏書與刻書相輔相成，故若以南宋平江府磧砂延圣院所刻卷帙浩繁的《磧砂藏》推測，于北宋前已出現了官私藏書者及佛寺藏經樓。

舊時蘇州藏書家將古書視為珍寶，往往精藏秘存，并標以簡短銘語，諸如：“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隋侯珠”;“如不才，敢棄置，是非人，犬豕類”;“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且有《伏天曬書詩》一首曰：“三伏趁朝爽，閑庭散舊編;如游千載上，與結半生緣。讀書年非耋，題驚歲又遷;呼兒勤儉點，家世只青氈。”

蘇州藏書由兩宋迄今，著名者有二百余人。北宋年間，“樂圃先生”朱長文家藏古書二萬卷;葉夢得藏書十余萬卷。元代藏書家張雯，祖孫三代皆操此業。明代蘇州藏書益盛，弘治時有吳郡“金蘭館”;嘉靖年有吳郡金李“澤遠堂”、袁褧“嘉趣堂”、沈辨之“野竹齋”;萬歷時有吳縣錢谷“懸馨室”、長洲許自昌“梅花墅”、常熟縣趙琦美“脈望館”、東吳徐泰時“東雅堂”、長洲陳仁錫“閱帆堂”;崇禎年有吳縣趙宦光“小苑堂”、海虞(常熟)瞿式耜“耕石齋”。名人中的藏書家有吳寬、沈周、唐寅、陳道復、王寵等。另有文氏祖孫四代，始自文徵明，繼之文彭、文嘉、文元發、文伯仁、文震孟、文從鼎，皆是名畫家，又是藏書家。藏書最負盛名者當推正德年間長洲顧元慶的“大石山房”及崇禎年間蘇州府常熟縣毛晉的“汲古閣”。顧氏刻、藏相兼，所刻《顧氏四十家文房小說》，為家藏明代史籍。毛晉父子相承，刻藏并進，藏書多達八萬四千余冊，多為宋元繕本，其所建“汲古閣”、“目耕樓”，為繼白玉峰“菉竹堂”、婁東“萬卷樓”之后江南藏書最豐之處。毛晉善用上等精紙、名墨影寫秘籍，世稱“毛鈔”。其五子毛扆輯有《汲古閣秘本書目》，為目錄學之草創。此外，傳言進士楊循吉年邁家貧，然家藏巨帙十余萬卷，其一生破費皆用于藏書矣。

清代蘇州藏書在全國名列前茅。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四庫館”，收集全國軼書計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一種;其中由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兩淮鹽院呈入者四千六百六十六種，蘇州地區所占比例甚大。時人稱道的著名藏書樓有長洲黃丕烈的“士禮居”、汪士鐘的“藝蕓精舍”、元和(屬蘇州)顧之逵的“小讀書堆”、昆山縣徐乾學的“傳是樓”、常熟錢謙益的“絳云樓”、錢曾的“述古堂”和“也是園”、張金吾的“愛日精廬”、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張仁濟的“照曠閣”。其中藏書最豐者為“士禮居”、“絳云樓”、“述古堂”、“鐵琴銅劍樓”。

錢謙益得劉、錢、楊、趙四家藏書，計七十三大柜，宋版秘藏不露，編有《絳云樓書目》。順治七年(1650)絳云樓被焚，殘書贈予族人錢曾。錢曾以其號“也是翁”為所建書齋命名，藏宋元珍本，編《述古堂書目》、《也是園書目》，并撰有《讀書敏求記》。黃丕烈搜集宋版書百余種，于長洲懸橋巷專設書室，題額“百宋一廛”;校勘家顧廣圻為其作《百宋一廛賦》。黃氏收藏、校勘精細，被稱作清代大江南北之藏書巨擘。瞿紹基“鐵琴銅劍樓”原名“恬適齋”，規模宏大，位于常熟市城外罟里村，建有廳堂樓閣，讀書藏書皆宜。另有何義門的“賚硯齋”，藏書萬卷;他著有《義門讀書記》，為研究古籍之參考工具書。晚清顧沅“收藏舊著及金石文字甲于三吳”;葉昌熾設“緣督廬”，著《藏書紀事詩》七卷，為研究古代藏書及版本的必備之書。清末民初有顧麟士的“過云樓”(現鐵瓶巷內)、吳梅的“奢摩他室”及“百嘉堂”等。清光緒十四年(1888)江蘇布政使黃彭年于蘇州滄浪亭北可園內建樓五楹藏書，名“學古堂”，書有四萬卷。其后著名藏書家及堂館有：潘祖蔭的“滂喜齋”和“功順堂”、鄧邦述的“群碧樓”、莫裳的“銅井山房”、胡玉縉的“許庼”、葉昌熾的“奇觚庼”、江標的“靈鶼閣”、金天翮的“天放樓”、莫厘王氏的“寫禮庼”、曹氏的“箋經室”。

蘇州的藏書家多為文人雅士，且偏好宋元書刻。據葉德輝《書林清話》云：“古刻愈稀，嗜者愈眾，零篇斷葉，寶若球琳。蓋已成為一種漢石柴窯，雖殘碑破器，有不惜重資以購者矣。”這種風氣，竟使得一些豪門官宅亦購置古籍，裝點門面。因此洪亮吉《北江詩話》稱：“藏書家有幾等之分。”觀前述藏書家中，擅于收藏者有昆山“傳是樓”徐氏;精于鑒賞者有黃丕烈、錢曾;長于刻書、校勘者有錢謙益、朱彝尊。有兼事編輯、著述者，亦有專事獵奇、掠販者。藏書家往往精于整飭、修補、裝潢、分類、編目、標簽諸技;有的則喜好對其中珍本加以批閱、提要、校勘、考證，或進行輯錄，從不同角度保存了古代文化遺產。

近、現代蘇州從事著述及愛好藏書的知名人士有章太炎、李根源、葉恭綽等。

蘇州寺院藏書也頗豐厚。靈巖寺所藏佛經數量甚多。西園寺所藏元代善繼和尚血書《華嚴經》，共八十一卷，乃其一生“折骨為筆，刺血為墨”而成，附宋濂等三百余人序跋，為著名的佛教文物。

書畫有奇才

唐時，蘇州書畫界人才輩出，其佼佼者有草圣張旭和丹青名手張璪等。

中國古代書法，字體繁多各有千秋，皆有佳作留傳后世。狂草，是最為恣肆縱放的一種草書，由唐代張旭所創。張旭，字伯高，初為常熟尉，后官金吾長史，時人稱張長史。其性豪放不羈，嗜酒能詩，長于七絕;工書習墨，精于楷法，草書最為知名，與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李璡、蘇晉、崔宗之、焦遂合稱“酒中八仙”。相傳其每嗜酒大醉，必呼叫狂走，下筆潑墨，逸勢奇狀;或以頭濡墨而書，酒醒自視，以為神怪，不可復得其字，世人謂之“張顛”。他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意;聞鼓吹而得其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時人以張旭草書、李白歌詩、裴旻劍舞為“三絕”。張旭書法筆畫省簡，連綿回繞，一筆數字，一氣呵成，隔行之間氣勢不斷。懷素繼承并發展了他的草書，世稱“顛張狂素”。后人對張旭十分推崇，唐蔡希綜《法書論》云，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為天縱”，“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則群像自形，有若飛動”。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稱其“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交，可喜可愕，一寓于書”，因此“變動尤鬼神，不可端倪”;宋蘇軾謂“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明畫家倪瓚曰，“張旭草書《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松煤，古意溢目，真足為唐人法書之冠”。

張旭傳世書跡有正書碑刻《郎官石記》、草書《自言帖》、《自覺帖》等。

張璪，一作藻，字文通，擅繪山水，長書法，書有《臧希讓碑》、《復鄠縣記》。德宗建中三年(782)曾在長安作畫。著有《繪鏡》述繪畫要訣，今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璪“雙手握筆作畫，號稱‘雙管齊下’”。他畫山水栩栩如生，人謂其“畫石則石尖欲落，畫泉則泉噴如吼”。畫家畢宏慕其揮筆而就的秀樹奇石作品，曾問其師承何人，張璪答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宏聞之，自嘆弗如，遂擲筆罷畫。后世畫家乃將張璪所言的這八個字作為繪畫心法。相傳監察御史陸潘設家宴酬賓，請張璪即席作畫。只見張璪凝神運氣，雙手握毫，禿筆上下揮動，兩幅松巖圖一并呈現于案幾，“一為生枝，則潤含春澤;一為枯枝，則慘同秋色”。畫中松皮似鱗，巖石如削，煙云似帶，水流如注，看客無不稱奇。

吳門四畫家

秀美淡雅、氣象萬千的蘇州山水景觀，賦予吳地畫家得天獨厚的繪畫藍本，故名家眾多，名畫傳世，為人稱道。據《吳門畫史》載，蘇州歷代名畫家有一千二百二十名，均有生平畫技可考。明、清兩代更是名家輩出，繪畫技藝達到鼎盛。吳門(蘇州別稱)四畫家，即明四家，指明朝中葉國畫界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明中葉手工業、工商業的發達繁榮，為他們的繪畫藝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吳門畫派不拘泥于流行畫派的俗習，擷取唐宋名作精華，獨辟蹊徑，形成吳中畫風，影響后世。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晚號白石翁，為蘇州相城鎮石田鄉人。受祖輩詩書字畫影響，好游歷作畫吟詩，不務官職。擅長山水畫，筆力雄健，兼工花鳥，也畫人物，為當時畫壇盟主。作有《策杖行吟圖》傳世。

蘇州城外20余里處的東宅里村西北，有一小湖。湖畔之北，聳立常熟虞山，山色隨四季晨昏、陰晴雨雪，變幻萬千，令人難以捉摸;湖中倒影更是色彩斑斕，變化無窮。人稱：“虞山一年七十二變”;亦有“虞山一日七十二變”之說。沈周幼時，每日聞雞練筆，蘸湖水作畫，落日而歸。經多年研磨，終成山水畫名師。故人稱此湖為“畫師湖”。在蘇城東北20多公里的吳縣相城宅里村，有沈周墓，周約5畝，小河環繞，青石環砌，封土2米。墓前有其后人所建碑亭、明王鏊書《沈隱士石田先生墓志銘》等碑刻。

書畫家文徵明(1470—1559)，為沈周的學生，原名璧，字徵明，后改字徵仲，名徵明，號衡山居士，長洲(今屬吳縣)人。五十四歲時被薦入京翰林院供事，不久辭歸蘇州。擅畫山水、花卉、蘭竹、人物，工筆秀潤。文氏剛烈耿直，拒為藩王、中貴(太監)作畫。八十五歲時作《詩泛石湖書畫卷》，人稱“詩書畫三絕卷”。還有七百多首詩，刊成《甫田集》傳世。其子孫七代二十多人亦為畫家，其中文彭篆刻藝術爐火純青，自成一派。

蘇州城北3公里的陸墓鎮李家浜，建有1畝見方、封土高約1米的文徵明墓。墓前有照池，神道上原有碑石、華表、石獸、翁仲等。

唐寅(1470—1523)，字子畏，又字伯虎，號六如居士。詩文書畫，無一不工，為明四家聲譽最大者。幼時家境貧寒，其父在蘇州閶門內開酒店維持家計。他幼年即聰慧好學，受畫家文林(文徵明之父)影響，后拜名畫家周臣為師，又與文徵明同師沈周。仕途受挫吃官司后，棄功名從繪畫，成就顯赫。其畫像列入蘇州滄浪亭五百名賢祠。

唐伯虎于城北桃花塢原宋代樞密章粢別墅遺地建桃花庵，與繼室紅粉知己沈九娘居于庵中，用賣畫的錢建亭植桃。因有感于《金剛經》“如夢幻泡影，如霞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句，篤信佛學，自號六如居士。他曾賦《桃花庵歌》以明心志：“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愿老死花酒間，不愿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馳驅我得閑。別人笑我忒瘋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杰墓，無花無酒鋤作田。”庵中原有檢齋、六如閣、夢墨亭，魁星閣為唐寅讀書處。

桃花庵西南廖家巷原建有唐寅祠堂。明天啟年間名“準提庵”，于浚池時發現唐伯虎《桃花庵歌》石刻一塊。清嘉慶六年拓庵東唐寅祠，額匾題名“桃花仙館”。唐北小巷原為唐寅病死暫瘞之所，嘉靖二十二年唐寅墳移至西郊橫塘王家村(今晉源橋東路北)。詩友祝允明作墓志銘，太守胡纉宗題碑文。墓地廣約1畝，墓前石亭立碑一座。現墓南紀念館有楹聯一副：“問唐衢痛哭何為?縱使青云無望，卻贏得才子高名，在將相王侯以上;繼宋玉招魂之后，此番蒼墓重修，更裝點橫塘美景，替湖山花月增妍。”

自明代馮夢龍書《警世通言》收《唐解元一笑姻緣》之后，唐伯虎點秋香故事流傳甚廣。其實，據史家說，“詩酒風流”的唐伯虎，一生并無風流韻事，唐伯虎點秋香之類多出于小說、戲曲家的杜撰、渲染。

仇英(?—1552)，字實父，號十洲。出身漆匠，后從周臣學畫。作畫工細，善臨摹唐宋名畫，以人物、山水、花鳥圖為藍本，惟妙惟肖。耗時六年所畫《子虛上林圖卷》，長5丈余，畫中人物、山水、亭臺、鳥獸與軍旅營地，皆形神俱備。這是其深刻觀察生活，并情動于中的結果。楊翰《掃石軒畫談》稱其畫“有韻有情”、“令人探索無盡”。

吳門畫派傳世之作有：沈周的《東莊圖》、《虎丘圖》;文徵明的《拙政園圖》、《石湖圖》;唐寅的《震澤圖》;仇英的《江南春圖》等。

蘇州刺史三詩翁

蘇州曾建有“三賢堂”，以紀念為人們敬仰的唐代三位作過蘇州刺史的詩人，他們是淡泊詩人韋應物、風流詩翁白居易和謙謙詩豪劉禹錫。

韋應物于788年秋任蘇州刺史，司政廉直，治吳三年，使蘇州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他廣交文友，切磋詩文。曾登臨城西北重玄寺閣，慷慨高歌：“始見吳都大，十里郁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市井的蕭條，百姓的疾苦，又令其低吟“自慚居處崇，未瞻斯民康”;“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因此他以“勸農桑”、“省民俗”為己任，以“矜老疾，活艱困”為誡律。

吳興“江東名僧”皎然，善寫律詩。他聽說韋應物到任蘇州，便泛舟前往拜見。他得知韋應物喜古詩，便在船中凝神急就古詩十余首。在拜訪韋應物時，他首先獻上了新作的古詩，沒想到韋應物聽罷并不動容;于是他又將自己得心應手的舊作律詩獻上，吟罷得到韋應物的贊賞。后來韋應物懇切贈言皎然：“詩人各有長短，切勿為投人所好而改變自己的詩風詩體。”二人遂成詩友。

韋應物的詩歌富于田園風格，效法陶淵明，又受王維影響，語言簡淡。

白居易于825年任蘇州刺史。任上他勤政愛民，改革吏制，減免民賦，“削便科條簡，攤令賦役均”;嚴于律己，“敢辭稱俗吏，且愿活疲民”;忙于公務，通宵達旦，“警寐鐘傳夜，催衙鼓報晨”;甚至放棄了飲酒撫琴的嗜好，“經旬不飲酒，逾月未聞歌”，“絲竹廢生塵”。上任不久，他便主持在通往虎丘的一片沼澤地山塘河邊，開塘筑堤修路，把東起通濟橋(今通貫橋)，西至山塘底西山廟橋的堤塘岸接通，并在河塘堤岸遍植“桃李蓮荷數千枝”。其《武丘寺路》詩曰：“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好住河堤上，長留一道春。”蘇州百姓稱此堤為“白堤”、“白公堤”，又謂當地一橋為“白公橋”。他還曾在郡圃植檜樹，后人名其為“白公檜”。他的一些詩作，生動地描繪了蘇州的秀麗景致。白居易離任時，蘇州百姓十里相送。白居易逝后，蘇州民眾又建白公祠，設思賢堂，題楹聯云：一代風流詩太守。

劉禹錫被白居易稱為“詩豪”。他于831年冬任蘇州刺史。翌年二月抵達蘇州時，正遇洪水犯城后餓殍遍野慘景。他果斷上奏朝廷，獲準撥倉糧十二萬石，賑濟災民，并免除稅役。朝廷因其救災政績，賜與紫金魚袋。他治郡兩年有余，星夜奔忙于災民之中，少有寫景記游詩文，僅作《題報恩寺》、《虎丘寺路宴》、《姑蘇臺》等。他與遠在洛陽的白居易志趣相投，常互贈詩文，千里唱和，情誼連綿。有《酬樂天初冬早寒見寄》云：“洛水碧云曉，吳宮黃葉時。兩傳千里意，書札不如詩。”他834年秋離蘇州赴汝州任刺史之際，曾贈詩答謝沿河送行的蘇州百姓，詩曰：“流水閶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送客處，今日自魂銷。”

范仲淹與蘇州府學

北宋名臣范仲淹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任蘇州郡守時，在南園購地建宅。他聽風水先生說，此地是臥龍潛伏之所，南園為龍頭，北寺塔是龍尾，建宅者后世必科甲不斷，便將原定建家宅改為建蘇州府學和孔廟。范仲淹又于皇祐元年(1049)由杭州任上返蘇州，在范莊前(原名芝草營巷)置辦千畝“義田”，以地租所得接濟族內貧饑者，附設書院供族人子弟免費入學。他還將祖宅改建為“范氏義莊”，此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義莊。后來，范氏族人在天平山下十景塘對面建范氏祠堂“忠烈廟”，祠門懸有宋徽宗詔賜“忠烈”匾。范文正公祠內楹聯云：“甲兵富于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憂樂關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蘇臺”;“萬笏朝天，開百世子孫支脈;九龍匝地，拱千秋丞相祠堂”。祠內有寤言堂、聽鶯閣、翻經臺、樂天樓等。清代乾隆下江南曾親臨此祠，取杜甫“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句，賜名“高義園”。祠內原建有旌表范氏名言的“先憂后樂”坊。

蘇州府學，位于今蘇州人民路南段，與滄浪亭東西相望，建筑宏大，有殿堂、祠宇、講堂、書房、齋室、學舍等;池橋山亭掩映于松柏之間，規模為東南學宮之首。大成殿面闊七間，進深四間，為蘇州現存大殿中規模僅次于玄妙觀三清殿者。當年范仲淹曾聘請著名教育家胡瑗授教課程。

蘇州府學泮池旁有一巨大巖石，名“廉石”。相傳三國東吳時，孫權派蘇州人陸績赴郁林郡(今屬廣西)任太守職。陸績為官清廉，任滿回鄉未攜任何贈品，惟于船內置放一鎮船巨石，以防船經海道時被傾覆。回到蘇州家宅后，陸績便將此石作為紀念立于院中，以示自身廉潔。明弘治九年(1496)，監察御史樊祉來蘇州察訪，見到陸績故居這塊郁林石，便令人移至察院場亭中，題名廉石。乾隆四十八年(1709)，蘇州府學大修時，知府陳鵬年派人又將此石搬至府學內況公祠旁，以訓戒學子為人剛正廉潔。

蘇東坡游定慧寺

蘇州雙塔附近的蘇公弄，在清道光十四年(1834)建有蘇公祠，系按察使李彥章等倡議，由總督陶澍、巡撫林則徐等捐俸，于定慧寺嘯軒舊址改筑，內置蘇東坡石像、墨寶石碑。祠院內有蘇亭、蘇軒、思無邪、雪浪軒諸景。林則徐題匾“緣并二丘”，書聯：“嶺海答傳書，七百年佛地因緣，不僅高樓鄰白傅;岷峨回遠夢，四千里仙蹤游戲，尚留名剎配黃州。”

蘇東坡在兩度任杭州地方官時，以泛舟太湖，游歷蘇州為幸事。其詩云：“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又數度登臨虎丘，嘆曰“至蘇州不游虎丘，為憾事”，將虎丘吟誦為“鐵華秀巖壁”。后人把“鐵華巖”三字，鑿刻于劍池第三泉壁石之上。

蘇東坡“往來姑蘇，未嘗不至定慧寺，故寺中題詠獨多”。寺中明正統五年所立《東坡先生遺墨〈歸去來兮辭〉》石碑記述了一段佳話。宋紹圣元年(1094)，蘇東坡被貶至廣東惠州，與其弟子由等人嶺海隔絕，魚雁不通。定慧寺長老定欽深為同情，便讓一徒弟帶著子由書信及長老詩作《寒山十頌》，涉江越嶺前往惠州。東坡稱贊《寒山十頌》“清逸絕俗”，并以手書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作答。蘇東坡的這件墨跡，后成為定慧寺鎮寺之寶。

蘇東坡喜考察名山大川和歷史古跡，是作越城遺址考古調查記錄的第一人。越城在蘇州胥門外，城西南瀕臨石湖，古時稱越王城、勾踐城。古吳城與越城分別坐落于越來溪東西兩側。蘇東坡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從海南島赦回，曾至吳門考察，于四月甲午之日，書《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文載：“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述其從海南回歸，途經吳門，于石湖附近越城遺址偶得一形似矛而刃鋒利的石鏃。經考古證實，石鏃乃新石器時代兵器的一種;越城一帶為一處新石器時代至春秋年間的古文化遺址。越城遺址現有隆起的廢墟和城垣夯土。

同年，蘇東坡病逝于常州。卒前兩個月，見李公麟為他所作畫像，題詩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蘇州惠州儋州。”吐露出忿郁不平之意和對蘇州等地的懷念之情。

范成大與石湖

石湖，流瀉在上方山東麓，距蘇州城西南6公里，為太湖的支流內湖，方圓20里。相傳春秋時，范蠡攜西施即從石湖進入太湖，泛五湖匿跡而去。湖東越來溪上架有越城橋，是當年越王勾踐率兵攻吳，由太湖掘水道侵入吳國之所。越城橋西90丈外，有九環洞橋，名小長橋，又稱行春橋，為石湖賞月最佳處。湖東田圃，湖西山巖，水港紛錯，風帆漁舟，塔影畫橋，乃典型的水鄉畫卷。

吳地習俗，每逢中秋，人們都要到石湖觀賞水中橋下串月。農歷十八日子時，月亮正中稍偏，清澈的月光透過九環洞橋，灑下一串銀盤似的皎潔月影，蕩漾在湖面上，此景即為“石湖串月”。古時人們為爭睹這一奇景，舉家攜眷遠道而來，湖面上連日喧囂，游船響櫓，燈船輝映，絲竹連綿，歌吟不絕，景象萬千，有“石湖汛”之稱。

石湖還和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有關。與北宋范仲淹并稱為蘇州“二范公”的南宋田園詩人范成大，晚年辭官隱居于石湖，依山傍水建“北山堂”、“天鏡閣”、“綺川亭”等軒榭，其居所稱“石湖別墅”、“石湖精舍”。作有“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固筑湖山之觀”句。宋孝宗曾題“石湖”二字，賜予范成大，刻于湖畔石壁。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自號石湖居士，吳郡(今蘇州)人。曾任處州、靜江知府，四川制置使，官至當朝參知政事。他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邦，不辱使命，全節而歸，途中寫有紀行詩七十余首。他晚年退居故里石湖后，常與漁家農人交往，詩文富有田園情趣。其謳歌平民生活的詩有：“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共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鞭撻官府丑惡的詩云：“采菱辛苦廢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他作有《石湖居士詩集》、《石湖詞》等;對人文風物歷史也頗有研究，編有《桂海虞衡志》、《吳郡志》、《吳船錄》等史志。

明正德年間，御史盧雍于石湖建“范公祠”。后祠毀，復建于清同治年間。明代立有石碑，上刻范氏《四時田園雜詠六十首》流傳于世。這些詩篇為宋淳熙十三年(1186)范成大居石湖時所寫，富有鄉土氣息和江南田園情趣。

詩人楊萬里說：“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勝，東南絕境也。”這正是人以地名，地以人顯的寫照。其時有范成大、陸游、楊萬里并稱“南宋三詩翁”的美談。

馮夢龍巧集民諺

明代通俗民間文學家馮夢龍(1574—1646)，江蘇長洲(今吳縣)人，字猶龍，別號姑蘇詞奴、顧曲散人、茂苑野民，又以所居墨憨齋為別號。馮夢龍與兄夢桂(畫家)、弟夢熊(詩人)，被稱為明代“吳下三馮”。他一生仕途維艱，為官時“政簡刑清，首倡文學，遇民以恩，待士有禮”。后為明末進步團體“復社”成員。

馮夢龍對吳方言文學的搜集、整理，有著突出的貢獻。由他編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為短篇話本和擬話本之代表作。其中尤以《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賣油郎獨占花魁》等短篇話本小說稱著，廣泛流傳，家喻戶曉。他還編有演義、曲譜、雜著，被稱為“全能的通俗文學家”。

馮夢龍一反舊儒蔑視通俗文學的陋習，力使民諺俚語登上文學大雅之堂。他采擷蘇州民間鮮活的文學藝術之花，使吳文化倍增光彩。相傳他曾于蘇州市井巷坊收集民諺俗語，因替表兄王記酒店老板寫過一帖奇特的酒招，而得民諺百條。蘇州城內牛角浜巷底王記酒店冷僻客稀，生意清淡。一日，店主邀表弟馮夢龍前來飲酒，夢龍得知店鋪窘況，便云：“俗言‘酒好不怕巷子深’，你只需釀出上等醇酒，我寫個酒招張掛，保你不出五日，門坎踏破。”夢龍揮灑幾筆，酒招即行懸出：“誰能在敝店墻上寫下一句有這種說法、卻無這樁事體的諺語，誰則可于本店免銀飲酒三斤，唯重復者例外。”一時間，觀帖飲酒獻諺者蜂擁而至。小店一連五日，人聲鼎沸，酒香四溢，諺語滿堂。酒錢源源流入店主銀柜，精彩的諺語也記滿了夢龍的簿帖。

李玉與一笠庵

明末清初，蘇州西城有一書舍，名“一笠庵”，此處為戲曲作家李玉的居所。李玉(1591—1671)，字玄玉，一作元玉，吳縣人。其父曾是明萬歷年間宰相申時行府中的奴仆，故年少時即耳濡目染申府戲班子的扮相弦歌。及近晚年考中副榜舉人，入清后無意仕進，潛心于戲劇、戲曲創作和研究。因其雅好詞曲，嫻于音律，常與詞曲家交友詠唱，別號“蘇門嘯侶”。他寫有傳奇數十種，總名《一笠庵傳奇》，現存十八種，常為戲班子趕排演出。其中《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等，深受世人歡迎。李玉名聲遠揚，被推崇為詞中柳永、詩中李白，時有“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標幟詞壇，而蘊奇不偶”贊譽;亦有“明清之際劇壇盟主”之稱。究其功成名就所在，皆因李玉劇作貼近平民百姓生活，抒發了愛國抗暴之情。

金圣嘆名傲蘇州

金圣嘆(1608—1661)，為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批評家，吳縣人。原姓張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嘆，亦為別號筆名。他蔑視功名，每逢歲試，或以俚詞入詩文，或于卷尾作小說譏刺試官。他曾鼓動落第考生將孔夫子牌位搬到財神廟，以諷刺主考官不看文章、只圖錢財之陋習。然而金圣嘆對學問著述卻極為認真，曾批改過《西廂》、《水滸》等書，文博著豐，風格獨特。他為人狂放豪爽，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惜因奇冤哭廟案被誅身亡。后人為紀念哭廟死難者，在蘇州陽山東麓建土地廟，并塑十八尊衣冠不同的諸生像，供人憑吊。

哭廟案，為清初一次由文人學士發起的反貪官污吏的群眾運動。順治十八年(1661)二月，順治帝死亡的哀詔傳至蘇州，官員設幕哭靈三日。諸生倪用賓等百余人寫揭帖到哭靈場所控告縣令任維初受巡撫朱國治指使貪污欺民。遭鎮壓后，又組織千余人去孔廟“哭廟”。金圣嘆為哭廟文的起草者，又在孔廟擊鼓鳴鐘喚集民眾。事后，他連同其他諸生分別被捕入獄，巡撫朱國治以倡亂罪判處諸生斬刑。金圣嘆視死如歸，刑前戲稱：“殺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圣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

金圣嘆死后葬于五峰山下博士塢(今吳縣藏書鄉);其故居遺址在馬醫科巷今海紅小學所在地(舊名養育巷海紅坊)。清初思想家廖燕訪問金圣嘆故居時，作悼詩曰：“才高俗人譏，行僻世人嗤。果以罹奇兇，遙聞涕交頤!”

俞樾與曲園

曲園在今人民路附近馬醫科巷內，因其狀似曲尺，形如篆字所書之“曲”字而名。此園曾是清代學士潘世恩故宅西部舊址。晚清著名學者俞樾移居蘇州時購得此處，親臨規劃，構筑亭臺，鑿池疊石，植竹栽花，建成一處古香古色的庭園。園中設有春在堂、樂知堂、認春軒、曲水亭、小竹里館等廳堂臺榭三十余景。

俞樾(1821—1907)，字蔭甫，浙江德清人，曾任清廷翰林院編修，咸豐八年(1858)改任河南學政。因“試題割裂”事件冒犯朝廷，被參劾，險遭殺身之禍，三十八歲即被罷官，此后多半時間在蘇州度過。他性情耿直，生活簡樸，一生布衣素食;勤于治學，著述頗多，為樸學大師，對經學及諸子百家等研究造詣甚深。俞樾居蘇州曲園時，自號曲園居士，于春在堂書齋潛心著述，后編成《春在堂全集》，卷五百有余，其木刻原版現存堂內。俞樾從事教學達三十三年之久，有“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佳譽。近代學者章太炎、吳昌碩等均為其學子。居所后花園長廊西側有其親書詩文墨寶;并豎有他八十六歲高齡時所書《楓橋夜泊》碑，字體剛勁瀟灑，為曲園的勝景之一。

章太炎與章園

在古城姑蘇的山水間，曾回蕩著辛亥革命時期志士仁人的悲壯吶喊。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章炳麟，字枚叔，因敬慕顧炎武(名絳)改名絳，號太炎。辛亥革命時期著名思想家、宣傳家及學者，其一生秉筆直書道德文章。自1901年執教于蘇州東吳大學，即與蘇城結下不解之緣。晚年由上海遷居蘇州，始住滄浪亭畔，于園中面水軒提詩云：“滄浪近在盤溪曲，水濁真堪濯我足;舉酒為酹蘇舜卿，靈山同作巢由仆”;后于侍其巷購宅，題宅名“雙樹草堂”;又遷至錦帆路，即現50號兩棟洋樓處，是為“章園”。1933年于該址設“章氏國學講習會”，由章太炎等人宣講民族文化，傳播愛國思想。章氏精于書法篆籀，時人常向其求書索字;他不但以真才實學授之學生，且以“學、熟、博、精”讀書要旨勸導學生。太炎在逝世前仍扶病授課，留下“飯可不吃，書仍要講”的遺訓。1936年章太炎病逝于蘇州，悼者甚眾，靈堂懸有諸多挽聯，其中有愛國人士張一麐所獻挽聯云：“三吳講學，卓然大師，際此破碎山河，商榷彌兵辜夙約;卅載締交，倏為隔世，已踐真靈偉業，叢殘絕筆有遺經。”現章園內存有章太炎衣冠冢，立畫像碑一方，碑由張大千繪像，張善孖題款。

柳亞子和南社

辛亥革命前后的蘇州，是愛國文人的聚集地之一。1909年在虎丘“雅集”成立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在近代史書上寫下了光輝的一章。

南社的成立與發展曾幾經波折。1907年南社便開始孕育，陳去病等人在清政府的威懾壓制下，未能在上海召開秋瑾烈士追悼會，便成立了神交社(南社前身)。清政府屢禁文人結社，因此后來柳亞子等人便選在游人眾多的蘇州虎丘，避開清廷耳目，借吟詩詠文，而成立了南社。其聚會地選在具有抗清寓意的張(國維)公祠。1909年10月，虎丘山丹桂飄香，十七個英姿勃勃的年輕文人聚議國事，憂國憂民，氣氛濃烈而深沉。他們這次雅集，確定了南社為與清廷對抗，以文學宣傳民族革命的宗旨。

南社主要領導人之一柳亞子(1886—1958)，江蘇吳江人，初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權，易名棄疾;自比盧騷，故改稱亞廬，直呼亞子。早年為同盟會會員。他是南社社刊《南社叢刻》的負責編輯，該刊以筆代刀，載文反對袁世凱、張勛、北洋軍閥。柳亞子一生宣傳科學與文化，堅持民主與進步，撰寫了許多詩文作品。晚年居住在北京，齋名由毛澤東親題“上天下地之廬”。曾與毛澤東有詩互贈。

陳去病(1874—1933)與柳亞子同為南社發起人。江蘇吳江人，字佩忍，號巢南;原名慶林，慕漢代征伐匈奴的名將霍去病，易名“去病”。柳亞子稱其為“際會風云，豐功偉烈”之士，贊賞他“短小精悍如郭解，縱橫捭闔如蘇秦，滑稽突梯如方朔，而高文典冊，飛書馳檄，則又兼枚叔之長。”陳氏少年志高，懷抱報國之心。甲午中日之戰以后，與友人在故里組織“雪恥會”，書聯曰：“炎黃種族皆兄弟，華夏興亡在匹夫”。辛亥革命前后，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晚年執教于南京。1934年10月10日，南社社員曾沉痛地匯集虎丘，為公葬陳去病召開了大會。

前后二十余年，南社風韻一直縈回于虎丘山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