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社會功能·儒學與科舉·科舉取士

儒家尚賢理想落實在制度上的事跡應該說早已有之。但古代的典籍大都缺乏常識上的事實根據，所以我們對此故可暫且存而不論。有規模的選舉制度的正式開端可以說開始于漢代。漢世每由天子下詔求賢，有所謂“察舉”和“征辟”。察舉是由州、郡等地方長官在自己管轄區內進行考察、選拔統治階級所需之人才。朝廷提出某類人才的名目，如“賢良方正”、“孝悌力田”、“直言極諫”、“茂材異等”、“賢良文學”、“孝廉”、“秀才”等，由各地郡守國相考察推舉給中央政府，經過考核，任一官職。征辟則是由皇帝或地方長官直接進行征聘。一般說來，天子下詔，遍令全國地方官推薦，但每次所舉不過一或二人，又由于缺乏嚴密的考核評審標準，所以察舉、征辟幾乎類似于推薦保送制。東漢光武之后，雖規定有廷尉、大司農、將軍、監察御史等每年察舉廉吏、茂材各一人或二人，使察舉成為定期性的活動。但不到二十年，竟弊端叢生。東漢末年，竟然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葛洪《抱樸子》卷一五)。的奇怪現象。漢明帝鑒于此曾有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讬，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后漢書》卷二)

魏晉南北朝承緒兩漢之舊制，仍以察舉為仕進之途，但選舉的責任則由地方官吏而轉歸新設的“中正”官。各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選派當地“賢有識鑒”的官員擔任。大、小中正將自己所轄區內的人物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央政府根據中正評定的等第授予官職。這就是所謂的九品官人的選舉法。“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采納了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而設立的選拔官吏的制度。它與兩漢以來的推舉孝廉秀才原不相同，起初只在于“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杜佑《通典》卷一四)。但因為后來吏部任官均由中正推舉，“銓第等級，憑之授受，未免乖戾”(同上)，遂使漢代以來的察舉舊制反而淪為次要的了。

九品官人法實施之后，孝廉察舉遂廢而不行，甚或如荀彧、賈詡、王修等人居然未經考試即舉孝廉，原以公平的方式考察德行的理想也就隨之而落空。但九品官人法的實施之初，仍能貫徹曹操“唯才是舉”的原則，評定人物主要看才能，因此多少改變了東漢以來州郡名士操縱輿論、左右薦舉和征辟的局面，能夠選拔出一些比較有才能的人才充實官僚機構。然而，晉朝以后，隨著豪門世族力量的發展，大、小中正都為世家大族所把持，從而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弊端，使有才能的寒士發出了“貴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慨嘆。“九品官人法”于是也就完全轉化成了鞏固門閥勢力的工具了。

漢代學者通過經學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經學發展到東漢走上了繁瑣、支離破碎的地步，不顧經學的內容，就事論事，就字論字，割裂經學體系，又附會陰陽五行學說。于是，經學走上了末路。經學在漢代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當時做官的重要途徑就是讀經。九品官人法的實施在客觀上使學者擺脫了讀經的道路，而只要靠門第出身就可走上仕官之途。這樣在客觀上就提供了擺脫經學的條件，使兩漢經學逐漸讓位于魏晉玄學。儒學也因此由盛而衰。于是有人遂提倡至少必須測驗所舉孝廉的經學知識：“(魏文帝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華)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征用。患子無其人，何患不得哉?’”(《三國志》卷一四)

但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間，士族門閥勢力強盛，九品官人法遂盛行不衰。但隨著世家大族日趨沒落，寒門地主的勢力則日益上升。九品官人法的積弊也日漸明顯，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于是，自覺地打破門第的社會要求已經出現。北周時，蘇綽起草的六條詔書，其中第四條就這樣說道：“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吏則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并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德行之澆偽。……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茍得其人，自少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茍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干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官)人之道可見矣。”(《周書》卷二三)

蘇綽要求打破門第界限，反對以門第取士。他的言論顯然是針對“九品官人法”而發的。蘇綽的見解可以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變。因為隋朝的典章制度源自北周，而北周的政治制度正是由蘇綽奠基的。所以，蘇綽的上述見解必然會影響隋的政策。

一般認為，中國科舉考試制度開端于隋代。杜佑曾有“煬帝始建進士科”的說法。這個說法為后人所沿襲，我們也大致可以接受這一看法，因為“科舉”一詞是隋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的，“進士”之名作為科目肇始于隋，“明經”亦同。更為重要的是，從此以后一千多年，以科目取士正式成為了歷代政府所公認的最可靠的取士方法。

隋統一中國以后，曾一度實行“九品官人法”。但九品官人法流弊甚多。文帝時，代理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堅持以門第高低作為選用人才的標準，結果是“譖愬紛紜”，盧、薛二人都受到了“除名為百姓”的處分。文帝開皇(581— 600)年間，終于以分科舉人取代了魏晉以來的九品官人的制度。

隋首科舉

開皇三年(583)正月，詔舉賢良。開皇十八年(598)七月，“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煬帝大業三年(607)四月，詔文武有職事者，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臂力驍壯十科舉人。大業五年(609)六月，詔諸郡“以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御四科舉人”。這里的“二科舉人”、“十科舉人”、四科舉人”，雖然只是偶一行之，并沒有成為一種制度。但是，科舉這一名稱，卻和分科舉人有關。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以“試策”取士，在中國選舉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科舉制度從此開始了。

隋的考試在科目上有賢良、明經、二科、四科、孝悌、廉潔、進士、秀才等。科目雖有增加，但大致說來仍沿襲前代。此時的科舉仍缺乏嚴格的選拔程序，多由皇帝下詔征辟，由州郡薦舉。考試方法為“策”。可見，隋的科舉可以說只是對九品官人法的任官方法稍加修正，還缺乏有系統的規模。

唐開明經、進士科

到了唐代，科舉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唐高祖武德五年(622)，詔開進士科取士。唐代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科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稱制科。常科和制科性質不同，因而在考生的來源、考試的內容和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

常科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是生徒，一是鄉貢。在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設有學校。中央有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地方有州、縣學。這些學校的學生都有一定的名額。學生的入學年齡和學習年限，也都有明確的規定。學習的內容主要是《詩》、《書》、《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等儒家經典。每年冬天，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以及各州縣學都要將考試合格的學生送尚書省參加考試。這些考生叫做生徒。那些不在學校學習而學業有成的人，則向州縣“投牒自舉”，也就是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經考試合格，由州送尚書省參加考試。這些考生隨各州進貢物品解送，所以稱為鄉貢。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其中明經、進士兩科是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唐代科舉考試的方式大約有下列五種：

一、帖經，類似今日的填充題。“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杜佑《通典》卷一五)

二、墨義，謂以經義試士，令其筆答，對口義而言，故曰墨義。

三、口義，以上兩種一般合稱為帖經。若貼經題以口試為之，則稱為“口義”。

四、詩賦題，唐時進士一科，例必試詩賦，或稱為“雜文”。

五、策，一般稱為時務策。策的原意是謀略。時務策專以當時的政治得失錄成試題，由考生回答，是為策。另有以經史為題的，亦可稱策。唐代所試的多為時務策。

明經、進士兩科，最初都只是試策，考試的內容是經義或者是時務。太宗貞觀八年(634)，進士科加試讀經史一部。高宗調露二年(680)，進士科加試帖經。永隆二年(681)，明經加試帖經，進士加試雜文。玄宗天寶年間(742至756)規定：明經先試帖經，次試經義，最后試策。進士先試帖經，次試詩賦，最后試策。后來，兩科的考試內容雖有所變化，而其基本的精神則是：進士重詩賦，明經重帖經墨義。因為帖經墨義只要能讀熟經傳和它的注釋就可以中式，而詩賦則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學才能。而錄取的名額，明經又遠比進士為多。明經科得第的，每年有一、二百人。而進士科得第的，有時只有幾人，有時十多人，有時二十多人，最多也不過三、四十人。因此，當時流傳著這樣的說法，“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可見，唐眾科之中最貴進士科。

進士科地位的提高對文學和學術有重大的影響，促成了唐詩和傳奇的發達，造成了山林讀書、隱逸求仕以及私家講授《文選》經史的風氣，至宋代遂有書院制度的出現等。

由上可見，唐代的科舉考試制度較之隋代已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唐代科舉的規模及其嚴謹卻遠不及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