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文化的特質·沒有“釋義學”的釋義·清代考據學:訓詁明則義理明

明代中葉以后，陽明心學在社會上盛行，從學者終日空談心性，束經書于高閣，遂使社會上充斥著空疏無用的浮夸學風。顯然這種風氣主要源于理學家的以《六經》為糟粕的思想。加之明時以八股文取士，應試者皆走誦習時文的捷徑，遂置經書于腦后。針對此種社會弊端，有些學者如楊慎等都竭力倡導重經或重漢唐注疏。此為考據學興起的社會原因。

宋明理學可分成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思潮。理學家與心學家相與論辯，互相攻詰。為了論證各自觀點的合理性，雙方均需在儒學的典籍中找尋文獻上的根據。這是清代考據學崛起的學術上的起因。此外，明朝前后七子所倡導的復古運動，江浙地區刻書業的勃興也都有助于考據學的發展。

因文求義

“考據”又稱“考證”或“考訂”。考據是清儒治學的一種方法或態度。清朝考據學是宋明義理之學的反動。宋儒重以義理解經，其旨在求得經文之大義，而認為不必在文字上斤斤計較。章句訓詁本為通曉經典義理的手段，明經傳之大義才是為學的根本之所在。宋儒批判漢儒的重章句訓詁的學風，糾正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倒置。這應該說是正確的。但宋儒以義理解經的弊端在于不尊重經文的原義。他們不信注疏，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遇于疑惑難解之處則往往斷以己意。清儒反對宋明理學的這種治學方法和態度。于是清初儒學大師起而提倡“通經致用”。他們認為儒學典籍包含了“致用”的全部道理，所以為了致用就必須讀經。但歷來的經書傳注多有舛誤闕漏。為了尋求對經書的正確理解，一是要尋找古書。越古越好，因為去古未遠，舛誤較少。更為重要的，是要從文字的音義去解讀經書。所以，顧炎武說：“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這話也就成了考據學家的基本原則。乾嘉學派則更進一步由此而建立了“訓詁明則義理明”的基本信念。如戴震的治學方法是“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他反復主張要以文字為基礎，從訓詁、音韻、典章制度等方面去了解經典的大義，所以他說：“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戴震集·與是仲明論學書》)又如王念孫和王引之父子都精通文字、聲韻、訓詁、校勘之學。他們的治學方法仍從文字入手。王念孫說：“訓詁聲音明，則小學明，小學明則經學明。”(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宋儒本為救治漢儒重章句訓詁而疏于經文大義之弊，而倡導以義理解經的原則，不意宋儒卻陷于重義理而輕章句訓詁的另一弊端之中。于是清儒上承義理之學的弊端，起而倡言“訓詁明則義理明”的解讀經典的基本信念。“訓詁明”則為手段，“義理明”則是目的。這就較準確地看到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

由于清儒著重從文字音義去解讀經義，歷來未被重視的許慎的《說文解字》一書于是成為了清儒的研究對象。如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曾花了三十年的時間來注解許慎的《說文解字》，成就了《說文解字注》一書。由于段玉裁有廣博的知識并抱著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不盲從許慎，所以在此書中訂正了許慎的不少錯誤，而且他能辯析同義詞，并注意詞義的變遷。上述的種種特點，遂使他的書成為了近代最有名的文字學著作。王念孫曾評價道：“千七百年來無此作。”(同上)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除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外，還有桂馥的《說文義證》、王筠的《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而在《說文》之外的古字書則有戴震的《方言疏證》、江聲的《釋名疏證》、宋翔鳳的《小爾雅訓篡》、胡承珙的《小爾雅義證》、王念孫的《廣雅疏證》。尤須指出的是王念孫的《讀書雜志》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最為精鑿。清儒在文字學上所作出的成績確實是空前的。

知音考文

治文字學又不得不治音韻學。音韻學在清代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清代音韻學的研究始自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它包括《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五種。此書將古韻分為十部，奠定了古音學研究的基礎。此外，音韻學方面的著述尚有江永的《音學辯微》、《古韻標準》，戴震的《聲韻考》、《聲類表》，嚴可均的《說文聲類》，陳澧的《切韻考》。讀古經文必須要了解古文字的含義，而要了解古文字的含義就必須了解古音，由知音而考文。音韻學本起于考證古音。由于清儒的不遺余力，遂使這一學問越推越密、越演越精。清朝考據學家在音韻學與文字學這兩個領域內作出了巨大成績，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作出的一大成就。

由于清儒恪守“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然后知義理之趣”的基本原則，加之他們在文字學、音韻學方面的深厚造詣，使他們解決了古籍中的不少疑難問題。如《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佳”字，《經典釋文》解釋成“善”字，河上公則讀為“飾”。王念孫認為都不對，指出“佳”字實為“隹”字的誤字。他的考證過程是這樣的。

(1)駁古注之非;他說“佳”字解釋為“善”或“飾”都不妥。因為古代所說的兵，是指五兵說的，所以說“兵者不祥之器”。如果從用兵來說，只可說“不祥”，不可說“不祥之器”。

(2)立假設：他說“佳”字應該是“隹”字之誤。“隹”是古“唯”字。“唯兵為不祥之器，所以有道者不處。”上句說“夫唯”，下句說“故”，兩者文義正相吻合。

(3)舉本證：《老子》曰：“夫唯不爭，故無尤。”“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又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4)引旁證：古鐘鼎文“唯”字都作“隹”，石鼓文也是。

(5)下結論：他說：今本作“唯”字，都是后人所改。此“隹”字如果不誤作“佳”，后人也必定改為“唯”。

從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看見，清朝考據學家的淵博學識、精深的文字學功底和實事求是、一絲不拘的謹嚴的治學態度。我們尤須注意的是清儒考證經義時強調“本證”、“旁證”，在廣泛搜集材料的基礎之上做比較、做歸納，而從不斷以己意。陳第、顧炎武首先用了“本證”、“旁證”這兩個名詞。而顧炎武、閻若璩等考據學家把這種考證方法的效驗表現得非常清楚。結果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都受了這種方法的吸引。這種嚴格而冷靜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結束了空疏而不實用的理學的時代，而造就成了一個實事求是、小心求證的學術時代。

通訓詁是為了明義理，這是清代考據學家的初衷。但到了乾嘉時期，考據學家卻一反初衷。在他們看來，考據已不只是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為學的目的。這就使得考據和義理研究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尖銳了起來。當時學者多認為義理研究為空疏無用之學，而文獻的考據才是切實有用的學問。也難怪戴震晚年由考證折向義理研究之時，當時的考據學家都對此表現出了很不以為然的態度，以為這是耗時間精力于虛空無用之地。由此可見，在考證學風盛行的時代環境中，從事義理研究的艱難和困苦了。由此也可看出當時一般考據學家的學術價值趨向。考據之風趨向極端之后，便也就隨之導致人們割裂了“經學”與“致用”之間的關系，把學者逐漸地引向書齋、埋首故紙從事于支離破碎的考證工作，這也就極大地限制了人們在思想領域做創新的工作。

考據學家心目中的“訓詁明則義理明”的基本信念在理論上的問題在于，他們始終不明白“訓詁明”只是“義理明”的必要條件，即如果訓詁不明，那么義理必然不明;但訓詁明則義理未見得明。他們把理論的問題完全歸結為文字訓詁、音韻等問題，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理論上的極大的誤解。這一理論上的誤導遂驅使他們把畢生精力置于文字考定的層面上，而于義理的研究則全然不顧，甚至于有意貶低義理的研究。這一學術價值的趨向也就足以說明為何清代的學術思想從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史來看非常的貧乏而又沉悶。

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清朝的考據學家在傳統文化的典籍的搜集與整理方面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對古代的典籍做了種種嚴格、細致的辨偽、校勘、注釋的工作，從而盡可能地消除了古籍中的種種誤讀，使不能讀的古書變成了可讀的了。此外，他們又做了大量的輯佚工作，使許多在歷史上已亡佚的古籍得以保存并流傳了下來，使我們現在也能夠得以窺見這些亡佚古籍的思想的大概，為我們對之作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