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賢與能—選舉制度·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歷代選舉制度·漢代的選舉制度

漢高祖二年(前205)天下尚未統一時，由于爭奪政權的需要，即已有求賢之舉。當時的求賢主要是立“三老”，即“舉民年十五以上有修身能率眾為善者立以為‘三老’”(《漢書·高祖紀》)。“三老”是掌教化的，而且必須是“修身能率眾為善者”，說明漢高祖吸取了儒家“為政以德”的思想以安定人心，維持政權的穩固。高祖十一年(前196)正式下達了求賢詔：

“……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酂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當免。年老癃病，勿遣。”(《漢書·高帝紀》)

詔書中規定了一些舉薦賢才的具體要求和程序，但未規定賢才的具體標準，所以只能算一個原則性的號召，可視為后來察舉制的先聲。

漢文帝二年(前178)又下詔，要求官吏“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漢書·文帝紀》)。文帝十五年(前165)再次下詔，令公卿郡守選舉賢良到中央，由文帝親自策問，要求賢良方正針對時政提出建議，建議要“周之密之”，封好呈文帝親自拆閱，評定高下，實為對策、射策考試方法的起源。

文帝實行賢良對策，是漢代考試制度的前奏。不過漢初的各級官員多數仍為隨高祖打天下的功臣名將，選舉人才的要求并不十分迫切。加之漢初貴黃老，尚無為，對選舉制度不甚重視，所以皇帝下詔求賢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偶然為之。從詔書內容看，既無一定標準，更無固定時間及名額限制，因此這時尚未形成制度，在實踐過程中官吏也感到無所適從，難以應付，故收效也不大。

漢武帝以前，選用官吏的辦法大致有三：一是靠門蔭做官，世胄承襲，即“任子”;二是靠輸財為官，即“納貲”;三是靠年資以超升，即“積久以致官”。顯而易見，這些選官辦法不僅范圍狹窄，而且所選官吏沒質量保證。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肯切地指出，造成當時吏制腐敗的原因正是這些選舉辦法。因此，他在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的同時，又建議由諸侯、郡守、二千石每年從所屬的吏民中選舉二人。根據董仲舒的建議，漢武帝下詔，令郡國舉秀才、孝廉。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可見儒家學者對封建時代選舉制度的建立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

但是詔令下達之初，各郡國對舉孝廉并不予以重視，個別州郡甚至一年也舉不出一人。為此，元朔元年(前128)，漢武帝再次下詔，重申舉秀才、孝廉，并嚴令：“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如此一來，各地才認真加以對待，從而保證了選舉制度的貫徹實施，并逐步完善。

獨尊儒術的局面形成以后，儒家的經術和儒家的倫理道德遂成為選舉制度的主要人才標準，這從漢代選舉制度形成以后的幾種選舉方法中都可以看出來。據《文獻通考》卷二八所言：“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要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

賢良方正為至重

賢良方正可說是漢代級別最高的選舉科目，它屬于皇帝親自取士，目的是為中央選拔具有文學才能的上層統治人才，故又稱賢良文學。選舉對象可以是平民，但實際上多數是有做官經歷的人。如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之前已是博士官，甚至還有官至刺史的，如杜鄴。已經舉孝廉得官的人，也可以再舉為賢良方正以獲升遷，這樣的人在當時為數不少。可見漢代選舉的確“以賢良方正為至重”(《東漢會要》)。

賢良方正的選舉辦法一般分兩步：第一步多由中央直接選舉。按規定，諸侯王、三公九卿、二千石及郡守才有資格選舉。第二步再由皇帝親自策試，中意者即授以官職。如公孫弘寫給武帝的對策很受賞識，遂由一個地方上的低級官吏而被破格提升為丞相、封侯。漢昭帝以后有時不策問就委以官職。賢良方正的選舉沒有定期，一般在國家遇有重大問題需要解決時，再詔舉賢良，讓他們就這些問題提出建議。特別是“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通典》卷一三)。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既精通儒家經術、明于治亂之道，又善論天下感應和災異之學的儒生就必然占盡優勢，大顯身手。如《漢書》中記載的董仲舒、杜欽、谷永等人的對賢良策均屬此類。《鹽鐵論· 刺復》也說：“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余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正說明詔舉賢良方正幾為儒家學者所獨占的事實。

再從賢良方正的選舉標準看，明顯偏于通經致用，包括摻雜了讖緯神學、災異祥瑞、陰陽五行學說的儒家經學。這從漢代皇帝的舉賢良文學的詔令中可以得到驗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下詔“征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圣之術者”(《漢書·武帝紀》);宣帝元康元年(前65)下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漢書·宣帝紀》);元帝初元二年(前46)下詔“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漢書·元帝紀》);安帝永初二年(106)詔令“其有百僚及郡國人有道術、明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后漢書·安帝紀》)等，均明確強調選舉經術之士，這與儒學獨尊的大環境不無關系。

漢代推選賢良方正，由于沒有時間上的規定，所以舉行與否，何時舉行，完全取決于皇帝的興趣，以及當時的社會需要。這種選舉制度一直沿用到東漢后期，不過東漢時選舉的次數不多，從漢光武帝到漢桓帝一百五十多年間，只進行了十五次，所以屬于選舉中的特科，每舉必待皇帝詔令而行。

舉孝廉、茂(秀)才

孝廉是漢代經常性的選舉科目。所謂孝兼，是孝悌力田與廉吏的合稱，凡被選為孝廉者，就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孝廉源于漢文帝十二年(前168)詔令獎勵孝悌力田與廉吏。詔令說“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佳此二三大夫之行”(《漢書·文帝紀》)。漢武帝時，董仲舒向武帝進一步建議：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各二人，以資宿衛。漢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并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詔“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武帝紀》)，這是舉孝廉制度初立。此后諸帝未見再下舉孝廉詔令，但兩漢以孝廉入仕者遠遠多于賢良方正。《文獻通考》列舉了漢代舉孝廉者一百一十四人，《東漢會要》也稱：“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可知孝廉選舉已屬經常性科目。

孝廉選舉最初規定，凡初推薦者，均需經過考查試用，合格者才授以官職。東漢和帝時又規定按人口比例選舉孝廉：“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此后又進行過一些調整，逐步形成了每年選舉孝廉的制度。

關于孝廉的選舉標準，顧名思義，即孝悌與清廉。“孝”為立身之本，“廉”為從政之德，均為儒家所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規范，故很難把二者截然分開。據應劭《漢官儀》記載：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侫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

可見孝悌和清廉是一致的，孝與廉本無實質的區別。漢代以孝治天下，而政府官員又必須廉正，所以以孝廉并舉，作為選舉標準。由此仍然可以看到儒家道德學說的巨大影響。

漢代的孝廉選舉雖以德行為標準，但德行的考察不像學術，須通過長期的行為實踐方可表現出來，所以考察難度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德行的評價只能依據本人的名望。由于名望的大小成了能否被舉薦的關鍵，所以求名作偽之風開始盛行。一些偽君子為攫取名利，往往矯揉造作，假扮清高，一旦名聲大揚，便可飛黃騰達。茲舉一例，《后漢書·許荊傳》載，許荊的祖父許武已由本地太守舉為孝廉，為了讓兩個弟弟也成名，遂玩起了分家的把戲。許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這樣鄉人都稱他兩個弟弟克讓而鄙薄許武貪婪，結果兩個弟弟都得到選舉。然后許武又大會親朋，當眾宣布自己這樣做原本是為使兩個弟弟成名，并表示準備把比原先所分財產還多三倍的資財都送給弟弟們。于是一郡人都稱賞許武，許武博得了更大的名望。這可真是沽名釣譽的絕妙手法。

另一方面，郡國地方以德行選舉上來的人，朝廷往往很難再行考察與遴選，只好一概任用。如此一來，等于中央政府失去了對選舉的最終決定權，這是朝廷深為頭疼的事。相比之下，學術能力卻可以很容易考察出來，尤其是經學造詣，有現成的經術為據，極易進行考核，評定優劣。因此，后來的孝廉一科不得不轉向以選拔通曉經術之士為主。殤帝延平元年(106)尚敏建議說：“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后漢紀》卷一五)顯然這已是公開要求以經學統一選舉標準。至順帝陽嘉元年(132)，“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后漢書·順帝紀》)。這一規定使孝廉選舉增加了新的內容，即以精通經術文筆為前提，可謂漢代選舉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當初西漢時選舉孝廉，皆以孝行當先，行有余力，始及文法。所舉孝廉不必考試就可以委任官職，一般原來未任職者給以小官，小官則升為大官。如路溫舒原任主管刑獄的小官決曹吏，舉孝廉后升為丞(參見《漢書·路溫舒傳》);京房原為郡吏，舉孝廉后升為郎(參見《漢書·京房傳》)。由于不經過考試，實際并沒有確切的客觀標準，因此，產生弊端就在所難免了。到東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書痛斥官吏“虛誕者獲譽，枸檢者離毀”，意即做假的得美名，守法的遭指責。強調要任用賢才，而用賢則必須考核，由此左雄提出選舉孝廉要限制年齡并需經過考試，“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后漢書·左雄傳》)。漢順帝接受了這一建議，遂做出了上述規定。從這時起孝廉年齡限四十歲以上，而且對所選舉者要先在公府考試，然后在御史府復試，合格者方能錄用。這樣一來，那些僅有孝行廉節，而不通經術文筆的人就無法入選了。這實際上即糾正了孝廉選舉的偏頗，又堅持了儒家“德才兼備”的傳統選舉標準，使儒家思想在選舉制度中再度得到了強化。

東漢后期儒家思想在選舉制度中的強化，使得統治統治者開始重視對“耆儒”的安排。這些“耆儒”多年選舉不中，且又年邁力衰，當然難以再出任重要職務。但是政府為了鼓勵人們畢生致力于儒家經學，而不致因絕望而萌生異志，同時也為了使儒家尊老、養老的傳統得以發揚，就給這些“耆儒”一些不事政務、空拿俸祿的頭銜。如漢順帝陽嘉元年在采納左雄建議的同時，又“除郡國耆儒十九人補郎、舍人”，第二年又“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后漢書·順帝紀》)。質帝本初元年(146)，“令郡國舉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后漢書·質帝紀》)。靈帝熹平五年(176)“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后漢書·靈帝紀》)。獻帝初平五年，干脆下詔把年逾六十的“耆儒”一律任命為太子舍人。

除賢良方正和孝廉外，漢代重要的選舉科目還有秀才和明經，也都是以儒家經術之士為主要選舉對象。秀才至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之諱改稱茂才。此舉始于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下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及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書·武帝紀》)。初時也象賢良方正一樣，屬于詔舉的范圍，為不定期選舉。所取人才有時破格擢用，因此也是西漢的特科選舉。到東漢改為歲舉，與孝廉合為一體，就是經常性選舉科目了。章帝建初元年的詔書說：“茂才孝廉;歲以百數”(《后漢書·章帝紀》)，即其明證。當時規定州舉茂才，郡舉孝廉，所以茂才地位高于孝廉。茂才被選之后，一般即任命為縣令，但孝廉于察舉之后一般只任為郎，由郎再遷尚書郎，然后再為縣令。由于茂才與孝廉有高下之分，所以也有察舉孝廉任職之后，再應茂才之舉者。

孝廉、茂才除地位有別外，選舉標準也各有側重。如鄭眾在注《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時所說：“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可知孝廉偏于德行，茂才則偏于才能。孝是用來維持鄉村社會中父老與子弟關系的基本道德規范，也是儒家的倫理之本，所以孝廉比較代表地方。而才能越是在高級政府機構中越發顯示出其重要性，州原來是監察區，代表中央監郡，與郡的性質有別，所以尤重治術才能，茂才之選自然由州里負責。不過，既然茂才也以儒家通經術之士為主要選舉對象，當然不會忽視道德標準的，只不過有所側重而已。

明經取士

明經取士在西漢即已盛行，如眭弘、翟方進、龔遂、蔡義等都是通過明經一科而入仕的。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后漢書·章帝紀》)。漢代明經選舉一般作為對太學選士的補充，對象側重于地方官學、私學以及自學成才的儒生。順帝陽嘉元年(132)“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后漢書·順帝紀》)，說明經由明經一科落選者，仍可通過考試補為太學生。太學生如不能通過甲乙兩科的正途作官，也可由本籍推薦明經科而入仕。可見漢代以儒學為業的人可以通過多種選舉渠道而做官。

童子科與博士弟子科

以儒學為業者最易做官，在漢代還表現在童子科的盛行一時。漢王朝建國之后，曾下令各地將十二至十六歲的兒童、少年，天資聰穎、博通經典者推薦出來，經過考核任命為官。據《文獻通考·選舉八》記載：“漢興，肖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為尚書。”東漢時經尚書令左雄大力提倡，選舉法中規定：“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同上)。左雄曾把聰明通經的少年謝廉、趙建章舉為童子郎。當時童子郎可人太學繼續深造，太學中有不少風云一時的“圣童”“奇童”。如黃香十二歲即博通經典，京師之人稱他天下無雙。任延年十二歲在太學讀書，成績優異，被人們稱為“任神童”。

在漢代，博士弟子制既是官方的正規教育制度，也是選舉制度的一種。自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置博士弟子員后，博士弟子即成為官吏的重要來源。由博士弟子進入仕途，需經過考試，當時稱為“射策”。據《漢書·蕭望之傳》顏師古注說：“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顯彰。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抽簽考試。西漢時博士弟子員的考試，其內容大概只限儒家經學，如《漢書·儒林傳》所說：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稱能者。”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業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這說明博士弟子選舉以儒家經學為考試內容，并大大促進了經學教育。這一科選舉把儒家選舉制度與儒家教育制度聯系起來，是最能體現儒家選舉思想的一條途徑。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正是受到它的影響的結果。

征辟

除各科選舉外，漢代還有一種征辟制，也屬于選舉制之一種。由皇帝直接征召人才來做官稱為“征”，由各級官府聘請人才來任職叫作“辟”或“辟除”。

對民間的有識之士或有治國之術的人，征召來朝并授予官職，這種辦法在秦代就已采用，但是作為一種制度正式確定下來，則是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一即位，建元元年(前140)，即“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壁征魯申公”。元光五年(130)“征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圣之術者”至京師(《漢書·武帝紀》)。被征召來朝做官的，多是一些德高望重、學識淵博、名聞當世的人。有時也征召方士，不拘一格，凡有專長，或被皇帝看中的，都可隨時征召。

在西漢一代，被征召的有政論家、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等各種人才。著名文學家枚乘就是被漢武帝用“安車蒲輪”征召來的。所謂“安車”，是指行走起來比較平穩、能使人躺臥其中的車子;“蒲輪”是指用蒲草捆裹車輪，以減少顛簸震動。這是皇帝對被征召的年老體弱者的一種特殊禮遇。被征召的人，有時可破格授以很高的官位，如著名科學家張衡，由于精通天文、歷算，善為機械巧作，東漢安帝先征其為郎中，以后又升遷為太史令。

由于征召制確定之日，正值儒術定于一尊之時，故被征召者仍以通曉經術的儒者為主。如夏侯勝以善說禮服，被征為博士;疏廣因精通《春秋》，被征為博士;翼奉治《齊詩》，“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征待詔宦者署”(《漢書·翼奉傳》);劉昆通《施氏易》，“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后漢書·儒林傳》);高詡傳《魯詩》，“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征為郎，除符離長”(《后漢書·儒林傳》)。

漢武帝時代，被征召的人才也同被察舉的賢良方正一樣，都受到武帝的召見，并由武帝提出各種問題。如果回答得能使皇帝滿意，即被授予官職。元光五年(前130)征召令還有“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的規定，意即令各縣傳告供給飲食，并由官吏陪同入京。有時還規定沿途地方官吏要迎送，可見政府對征召人才的重視。與這一制度相配合。還有所謂“公車上書”制，即如有上書言事者，沿途官府必須負責接待，并提供交通工具。上書內容倘能正中皇帝下懷，照樣能飛黃騰達。

綜上所述，漢代的各種選舉制度，對鞏固封建等級制度，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后代的選舉制度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漢代選舉制度形成和完備的過程中，儒家學者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儒家思想和儒家經學對選舉制度的影響也是十分突出的。在漢武帝以前，先秦唯親是用的政策實際上仍是漢初的選舉原則。只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學大師提出獨尊儒術、舉辦太學、實行選舉的建議得以實施，才比較徹底地改變了以往那種任人唯親的狀況，建立了一系列選舉制度。各類人才一時紛紛脫穎而出，如《漢書·公孫弘卜式倪寬傳贊》所言：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

這一段傳贊，可說是漢武帝時代選舉成就的精彩概括，而儒家于此則功莫大焉。

在漢代各科選舉中，道德標準始終是選舉取士的基本前提。雖然東漢順帝時曾一度規定舉孝廉“儒者試經學，文吏課章奏”(《后漢書·胡廣傳》)，但是以試文為取士的主要考核內容，并不等于放棄道德標準。因為儒者也好，文吏也罷，基本上都是接受儒家教育的，而儒家教育始終把道德教育置于首位，所以應選的人必須首先具備一定的道德修養。盡管如此，順帝漢安元年(142)，新任尚書令黃瓊仍然“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后漢書·黃瓊傳》)，重新強調并增加了道德標準，作為對孝廉科的一種補充措施。因此，背德無行之徒，即使才華再高也不得被選舉為官。如陳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家貧，匄貣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湯下獄論”(《漢書·陳湯傳》)。不僅“無節”者受到懲處，即使是薦舉“無節”的人也要被處罰的。至于實際選舉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弄虛作假的丑行，那是由于選舉制度不夠完善所致，而儒家關于“德才兼備”、以德為首的思想是基本得以貫徹了的。

漢代選舉制度的標準基本以儒家經術為主，而兼顧其它。通經致用是政府主要官員的基本要求，所以儒家經術之士占據了選舉的正途。哀帝時李尋明確主張：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后可以輔圣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庭皆賢材君子。”(《漢書·李尋傳》)

雖然自漢武帝時就“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史記·龜策列傳》)，王莽執政時甚至還廣泛征用各種實用學科人才，然其它各類人才的中選畢竟只是個別或一時的現象。在儒學定于一尊的文化背景下，其它學派或行業是無法與儒家爭短論長的。終有漢一代，選舉制度基本以儒家思想為主導，這種情況的形成固然與統治者對儒學的尊崇有關，但儒家選舉模式的有效性與可行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