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造靈魂—教育制度·儒家教育的內容

儒家是春秋末期孔子創(chuàng)立的一個學術流派，然而在儒家學派正式形成以前，早已有儒的存在了。儒最初是指掌握某些專門技藝以謀生計的人，故有所謂“凡有道術皆為儒”之說(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不過，儒的最重要的成分卻是《周禮》中所說的“以道得民”之儒，鄭玄注為“有六藝以教民者”。這就是說，儒家學派的真正源頭是西周時期執(zhí)掌“六藝”進行教學活動的儒者。在儒家學派正式形成之后，“六藝”仍然是其教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考察儒家教育的內容，就不能不對西周時期的“六藝”教學有所了解。

西周“六藝”“四術”教育

在《周禮》中，“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養(yǎng)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周禮》)，實際是六種技能。其中“禮”“樂”屬于祭祀方面的技能，“射”“御”屬于軍事方面的技能，“書”“數”則屬于基礎文化方面的技能。

“禮”起源于上古時期的祭祀活動，亦即祭天地祖先的儀式，目的是驅邪求福。各種祭祀活動在舉行的時間、地點、儀式的程序、所用的祭器、祭品以及參加者的行為準則方面都有嚴格規(guī)定，遂形成了各項禮儀制度。由于通過禮的莊重儀式可以激勵人心，團結人們共同奮斗，而且人們堅信通過祭祀時的各種儀式，可以達到祈求神明福佑的目的，因而備受重視，成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手段。尤其到了西周時期，隨著一整套宗法等級制度的建立，禮幾乎成了支配人們全部言行的倫理標準和道德規(guī)范。因為當時的權力及財產分配是嚴格按照宗法等級制度來進行的，而禮正是這一制度的集中體現，所以禮在“六藝”中的地位最高，理所當然地成為奴隸主貴族最重要的教育內容。

《周禮》中保氏所教的“五禮”，鄭玄注為“吉、兇、軍、賓、嘉”五種，實際上均為國家重要的政治活動內容，因此成為貴族子弟必須掌握的規(guī)范。從《儀禮》十七篇來看，其內容都是各種禮儀的具體實施程序和方式。

“樂”是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綜合性藝術。由于“禮”往往表現為祭祀、征戰(zhàn)、宴饗、朝會、婚喪等各種儀式，人們在儀式上的揖讓進退，又往往必須配之以有節(jié)奏的樂舞，所以“樂”成為“禮”不可或缺的配合搭檔。《周禮》中保氏所教的“六樂”，鄭玄認為指云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都是配合祭祀禮儀的，故習樂也是習禮時的一種基本訓練。正如鄭樵所說：“禮樂相須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通志略》)說明禮與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樂”自然就成為當時的教育內容了。

“射”和“御”都是基本的軍事技能，“射”指射箭，“御”指駕車。西周與夏、商時代一樣，都以軍事鎮(zhèn)壓和武力征伐來維持統(tǒng)治，而且以車戰(zhàn)為主，所以射箭與駕車技能的訓練也是當時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據《禮記·射義》所載，周天子還以射技之高低選拔諸侯、卿、大夫、士，可見當時統(tǒng)治者對軍事技能的重視。

“書”和“數”即認字寫字與算術，屬于小學階段的文化知識基礎課。

值得注意的是，《禮記》談到西周的教育內容，與《周禮》中所言頗不相同：不言“六藝”而稱“四術”，即詩、書、禮、樂。《禮記·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可知“四術”比“六藝”少了“射”、“御”、“書”、“數”，增加了“詩”、“書”，而二者都以“禮”、“樂”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與訓練的核心。這種變化說明“四術”當屬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中葉以后的教育內容：西周以后，“射”雖仍為貴族子弟的學習項目，但除軍職人員外，“射”主要是作為禮儀中的項目加以訓練，而不再作為戰(zhàn)斗技能了。《禮記·射義》言：“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后持弓審矢。固持弓審矢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鄭玄注曰：“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由此可見，“射”技的訓練，已主要不是比技藝、決勝負，而是觀德行、貴揖讓，成為禮教的一種形式了。

春秋中期以后，機動快捷的騎兵逐漸取代了笨重緩慢的戰(zhàn)車，“御”的技能遂失去了軍事上的價值，淪為奴仆皆可掌握的民間小技了，因此“御”也不再成為教育的必修課目了。由此看來，“四術”之代替“六藝”當是時代發(fā)展的結果，且未涉及小學階段的基礎文化教育。

孔子傳習禮樂與“六經”教育

從儒家學派正式創(chuàng)立以前的教育內容來看，“禮”不僅被列為“六藝”之首，而且其它各藝也幾乎都是為“禮”服務的。既然如此，儒家學派的前身—“以六藝教民”的儒者必然是以傳授禮儀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的，而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正是繼承了他們的衣缽，并貫穿于自己的教學活動中。他精通三代的禮儀制度，并以有禮樂專長著稱于當世。演習禮樂是他教授學生的基本課目之一，甚至在顛沛流離之際，屢遭困厄之時，也未之嘗輟。如在宋國時，“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陳、蔡被困時，也“講誦弦歌不衰”(《史記·孔子世家》)。

但是，傳習禮樂畢竟只是儒家的一種傳統(tǒng)技能與謀生手段，假如僅止于此，那實際上不過是孔子所稱的“小人儒”，而非“君子儒”。另一方面，春秋時期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動蕩局面，僭越違禮之事層出不窮，那些以典禮司儀為業(yè)的儒士面臨著失業(yè)的現實危機。孔子作為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當然是希望恢復周禮的，“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均為明證。但孔子也敏感地意識到，隨著時代的前進，要完全恢復周禮是不可能的，不僅舊的禮儀可以有所損益，而且要使人們依禮行事，還必須對禮儀的精神實質從理論上加以闡明。因此，孔子雖也注意對學生的禮儀訓練，但他不像一般儒者那樣只在禮儀的具體形式上下功夫，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對禮的宗旨的探究上，這實在是他的高明之處。

山東曲阜孔廟杏壇，孔子講學之地。

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可見他已經不再把禮、樂僅僅視為一些具體的形式和儀節(jié)，而更加重視其精神實質了。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就是說，即使把禮儀套路掌握得再精，如果不能具備“仁”的道德情操，也不能算真正掌握了禮、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同上)，于是有人懷疑他是否“知禮”，孔子卻認為“是禮也”，說明他對“禮”的理解，已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禮儀的范圍。

不僅如此，孔子還是把“禮”作為人們立身處事的基本準則與道德規(guī)范。孔子強調“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甚至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把禮視為一言一行的唯一準則，這就把禮的施用范圍大大擴展了。孔子還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本來“恭”、“慎”、“勇”、“直”都是被人稱道的優(yōu)良品德，但在孔子看來，如果“不以禮節(jié)之”，就會適得其反。這樣一來，禮就成了一切道德規(guī)范的基本標準了，禮的重要性也大大加強了。

更重要的是，孔子還進一步把禮作為治國治民的大政方針。他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論語·里仁》)依孔子的意見，禮是內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假如舍棄它的本質內容，徒守其儀節(jié)上的形式，是沒有什么作用的。所以孔子主張“為國以禮”(《論語·先進》)，主要是指用禮的精神實質及基本原則來治理國家。誠能如此，即使不會操練具體的禮節(jié)儀式，國人也能依禮的原則行事，從而維護國家的統(tǒng)治秩序。所以孔子才一再強調：“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憲問》)如此一來，禮的地位顯然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自孔子以來，禮已不再只屬于那些從事“相禮”活動的“小人儒”的專門技能，而逐漸成為治國的方針大計和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儒”也不再是“掌六藝以教民”的職業(yè)術士，而是指既有道德修養(yǎng)，又能治國安民的賢能之士，亦即孔子所說的“君子儒”了。“禮”由禮儀發(fā)展為禮治和禮教，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巨大變化，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孔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儒家學派，成了由儒術開創(chuàng)了儒學的第一人。

由儒術到儒學的深刻變化，在教育領域必然要引起教育內容的改變，這就是以傳習禮儀為中心的“六藝”技能的訓練，逐漸演變?yōu)橐詡魇谌寮医浖疄橹鞯膫惱淼赖碌呐囵B(yǎng)，簡而言之，就是從“六藝”教學轉變?yōu)椤傲洝苯虒W。

早期的儒家經典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基本上是經過孔子及其后學不斷整理、補充而流傳下來的。孔子在他四十余年的教學生涯中，把自己所收集到的文化資料，精心加以整理，編成教學用書，這就是六經。六經中保存了中國古代包括文學、歷史、政治、文化、哲學、經濟、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寶貴文獻資料。六經在漢代以后也稱“六藝”，如賈誼曾說：“《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新書·六術》)與《周禮》中所說的西周“六藝”相比，禮樂是共有的。在儒學發(fā)展史中，禮樂地位之重要，于此亦可見一斑。從形式上看，西周“六藝”均為具體的技能，而“六經”則全是書籍資料，即使是《禮》、《樂》，也指特定的經書。不過《樂》經未見行世，或以樂本無經，或稱原本有經而后亡佚。

孟子講學圖

孔子是最早系統(tǒng)整理六經的人，并把它作為主要的

教學內容傳授給弟子，從而開始了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重大轉變。《詩》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分為《風》、《雅》、《頌》三部分。當時詩、樂、舞三位一體，密切配合，從中可以看出《詩》與禮樂的密切關系。《詩》中的樂歌，尤其是《雅》、《頌》部分，大多是進行禮儀活動中演出的歌舞節(jié)目的歌辭。孔子曾說：“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也說明《詩》與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既然《詩》是從事禮儀活動必不可少的內容，自然就被列為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孔子更是把《詩》作為配合禮的教材，他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正是由于學《詩》可以產生“事父”、“事君”的“禮”的效果，所以孔子十分重視《詩》的教育作用。春秋之后，《詩》更成為從事外交等政治活動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當時列國的外交往來中，賦《詩》是“言志”與表態(tài)的重要方式之一，沒學過《詩》的人則不能“專對”，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書》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匯集，包括上自堯舜、下至春秋早期的歷史資料。由于《書》保存了奴隸制國家、尤其是西周的統(tǒng)治經驗，如定歷法、征貢賦、舉人才、禮儀祭祀、設官定職、治理山河、征戰(zhàn)刑罰等，所以歷來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重視。儒家所推崇的“古圣王之行”，絕大多數來自《書》的記載，諸如堯舜之明德行道、擇賢禪讓;湯武之吊民伐罪、創(chuàng)立基業(yè);周公之輔弼幼主、治國安邦等，均被儒家奉為楷模。了解三代政事，明晰治亂之道，弘揚倫理道德，應該說是孔子把《書》作為教育內容的指導思想。后世儒生“言必稱《詩》、《書》”，正反映了《書》教對于儒家教育的重要性。

《禮》即《儀禮》，是一部專記古代禮儀規(guī)范的經書，內容有祭、冠、鄉(xiāng)、射、朝、聘、婚、喪等諸多方面的禮儀程序，以及有關的要求與規(guī)定。奴隸制國家是以“禮”來規(guī)定奴隸主貴族的宗法等級世襲制度、道德標準與相應儀節(jié)的。《禮》中所規(guī)定的禮儀都是統(tǒng)治階級每一個成員在社會、家庭乃至個人的生活中必須掌握的，同時也是統(tǒng)治者推行宗法等級制度、規(guī)范人們的思想道德行為的重要工具。因此，孔子尤其重視禮教，主張“為國以禮”，把《禮》作為弟子的必修課程。他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

《樂》與《詩》是連在一起的。分而言之，“樂”指曲調，“詩”指歌詞;合而論之，“樂”實際上也包括“詩”;作為一部經，《樂》在歷史上是否實有其書，是否為孔子編定過，始終是樁疑案。一種意見認為《樂》在先秦是存在的，秦以后亡佚了;一種意見認為本無《樂》書，“樂”的歌詞在《詩》，“樂”的運用在《禮》，“樂”的曲調在伶工之手。但無論如何，孔子有關“樂”的傳述，在《樂記》、《經解》、《大司樂》等篇章中都有一些記載，則是不爭的事實。孔子可以說是倫理美學的創(chuàng)始人，他把“樂”作為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他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即是說，一個人的修養(yǎng)應該從學《詩》開始，先要“感發(fā)志意”，激起好善惡惡之心，再進而學《禮》，以約束其言行;到了“樂”的階段，就完成了修養(yǎng)的全過程，達到完美的境界了。孔子又說：“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孝經·廣要道章》)他肯定了樂的巨大教育作用，而且把它與“詩”、“禮”配合起來，以便最終培養(yǎng)出“君子儒”。

山東尼山書院

《易》又叫《周易》，分《經》、《傳》兩部分。《經》大約形成于商、周之際。《易》本是一部卜筮之書，無需成為普遍學習的教材。但是《易》的核心內容是講陰陽變化，可以作為探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演變規(guī)律的重要資料;其中的卦爻辭更反映了商周時期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等級制度的內容，所以引起了孔子的極大興趣，以致反復翻看，“韋編三絕”，并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可見孔子并不僅僅把《易》作為卜筮之書，而是把它作為學術著作加以研究的。《易傳》部分是孔子及其后學在研究和傳授過程中陸續(xù)撰寫的，除了一部分直接解釋《經》的內容以外，絕大部分基本上與卜筮脫離了關系，實際是借釋卦闡發(fā)自己的世界觀與政治、倫理思想。這些都說明孔子是把《易》作為重要教科書傳授給門徒的。

《春秋》一書是春秋時期魯國的一部編年史。孔子曾對《春秋》作過修訂，并把它作為教材教授學生。《春秋》記事極為簡略，假如僅僅把它作為歷史課本教育學生，是很難滿足需要的。但孔子及后世儒生認為《春秋》的奧妙就在于它寓深意于簡約之中，即所謂“微言大義”。按照儒家的傳統(tǒng)觀點，孔子修訂《春秋》的目的是“正名分”、“寓褒貶”、“明善惡”。因而《春秋》兼有政治、道德方面的價值，而孔子把《春秋》作為教材教育弟子，其目的也不在于讓學生掌握歷史事件，而在于培養(yǎng)學生的政治道德觀念。正如漢儒所說：“或稱《春秋》，而為之崇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賈誼《新書·傅職》)“《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司馬遷《史記·自序》)

總之，“六經”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有人認為，《詩》相當于文學課，《書》相當于政治課，《禮》相當于道德倫理課，《樂》相當于美育課，《易》相當于哲學課，《春秋》相當于歷史課。這種說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又不盡然。如前所說，孔子是把倫理道德教育放在培養(yǎng)人才的首要地位的，他認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是成為圣賢君子的首要條件。所以他說：“君子懷德。”(《論語·里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孔子之所以把“六經”作為基本教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經”都程度不同地與培養(yǎng)學生的政治道德觀念有關系。盡管如此，孔子這樣系統(tǒng)地整理和編定“六經”作為教科書，在中國教育史上仍然是一個創(chuàng)舉，即使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孔子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由于孔子的培養(yǎng)目標是“君子”，對“君子”的德、才兩方面都有嚴格的要求，所以在教育內容上，除了政治道德教育以外，也包括文化知識教育在內。《論語·述而》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屬于政治、道德教育的范圍，而“文”實際上也有一部分屬政治道德教育，另一部分才是文化知識教育。孔子曾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可見在孔子那里，道德教育占有主導地位，首要地位，其次才是知識教育，而且即使是知識教育，也主要是為道德教育服務的。正因如此，孔子的教學內容中自然知識比重很小，而且不包括涉及生產技藝的知識。他指責請學稼、學圃的弟子樊遲是“小人”，正說明了他教育上的這一特點。儒家教育輕自然、斥技藝的傳統(tǒng)，在孔子時代就已形成，這對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無疑是十分不利的。

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命，全面繼承和發(fā)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以培養(yǎng)“君子”、“圣賢”、“大丈夫”為己任，雖然要求他們必須德才兼?zhèn)洌忠缘聻橹鳌Ｃ献诱J為舉辦學校也好，從事私學也罷，都應以“明人倫”為其教育目的。這一教育目的決定了他的教育內容也象孔子那樣以倫理道德教育為主體。孟子說：“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他除了把儒家的倫理思想具體化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這“五倫”之外，還對“仁、義、智、禮、樂”等儒家的道德信條進行了詮釋。他認為仁的主要內容是侍奉父母，義的主要內容是順從兄長，智的主要內容是明白仁、義二者的道理并堅持下去，禮的主要內容是對仁、義二者既能合宜地加以調節(jié)，又能適當地加以修飾，樂的主要內容則是從仁、義二者中得到快樂。這就把儒家道德教育的內容更加具體化和系統(tǒng)化了。

就教材來說，孟子也像孔子那樣以“六經”為基本課本。不過孔子在教授“六經”的過程中，雖以德育為主，卻并未忽視智育。而孟子對智育的認識則與孔子有所不同，他的世界觀、認識論是“萬物皆備于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在孟子看來，萬物都具備于我心之中，只要盡量發(fā)揮我的本心，擴充我的善性，就可以知天了。就是說，只要思，就能得到知識。這樣孟子關于智育的思想就必然偏于內向理性思維，而忽視聞見之知，知識教育在孟子教育中沒有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一來，在孔子教育內容中本來就處于次要地位的文化知識教育，到孟子這里更是形同虛設，可有可無了。

山東曲阜洙泗書院(1338年始建)

荀子繼承儒家的傳統(tǒng)，認為教育最重要的內容是記載“先王之遺言”的儒家經典，所以也以《詩》、《書》、《禮》、《樂》、《春秋》為教材。他說：“《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矣，《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勸學》)荀子進一步指出：“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xiāng)是者臧，倍是者亡。”(《荀子·儒效》)通過荀子對各經教育宗旨及特點的綜述與評價，我們不難看出荀子對儒家經籍的重視程度。不過，在諸經中，荀子認為《禮》的地位最高，是學習的核心內容，所以他主張“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荀子·勸學》)。

其次，荀子也十分強調《樂》的教育。他在《樂論》篇指出：“夫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通過樂教可以起到《禮》所起不到的“導情”作用。所以荀子也像孔子那樣主張禮、樂并用，“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樂論》)。荀子認為禮可以調節(jié)人際關系，其作用在于確定各人的等級名分，使其各安其位;樂則可以感化心靈，融合性情，在潛移默化方面優(yōu)于禮。因此樂教可以其“以導制欲”而成為禮教的重要補充。

在教學內容上，荀子也像孔、孟一樣，除了重視“六經”教學，尤其重視禮樂教育以外，對科學知識與生產技能是不予重視的。荀子認為農、工、賈只“精于物”而不“精于道”，充其量不過具有雕蟲小技而已，與他培養(yǎng)“大儒”、“圣人”的教育目的是不相適合的。由此可見，盡管“孔子之后，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但在對待教育的根本問題上，包括從禮治的角度論述教育的目的，教育內容為道德培養(yǎng)和經典學習等，儒家在這些方面有著明顯的一致性。

董仲舒設儒學“五經”博士

西漢時期，董仲舒為了適應漢武帝大一統(tǒng)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武帝所采納。在這一政策指導下，儒學的典籍被尊稱為“經”。建元五年(前136)專門設立了儒學《詩》、《書》、《禮》、《易》、《春秋》的博士，號為“五經博士”。自此以后，原有的治諸子百家之學的博士不再見用，博士一職成了儒者的專利。元朔五年(前124)，漢武帝下詔在長安正式成立了太學，以儒學博士為學官(即專職教師)，并首批配置了太學生五十人，授以儒經。儒經遂成為漢王朝的法定教科書，受到了極大的尊崇。從中央的太學到各州郡的地方學校，都由儒士們講授五經，學校教育基本上成了經學教育，從此開始了儒家對教育事業(yè)的壟斷。

作為漢代首屈一指的儒家大師和教育理論家，董仲舒規(guī)定了一整套課程計劃、教材和教育內容。他把儒家經典作為教材，他認為：“《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經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jié)，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春秋繁露·玉杯》)這可以說是漢代進行儒經教育的理論依據了。

太學的舉辦與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標志著以儒家經學為教育內容的官方教育的開始。然而儒學教育并不僅限于官學，而是擴展到了私學、蒙學以及家庭教育等各個領域。在儒學定于一尊的大氣候下，儒學教育遍及從天子到庶人的社會各階層，從而形成了“天下學士靡然向風”(《漢書·儒林傳序》)的局面。

據史書記載，漢代自昭帝開始，歷代天子都是自幼誦習儒經，經學成為最高統(tǒng)治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養(yǎng)，這也是儒術得以獨尊的政治保障。除了天子，皇族、外戚的教育也以儒經為教學內容，諸侯王“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漢書·宣元六王傳》)。東漢明帝時，還為外戚樊、郭、陰、馬四家辦四姓小侯學，教學經書。

陜西關中書院門坊

在最高統(tǒng)治者的垂范下，社會上學習儒家經典蔚成風氣，甚至許多原非儒士的人也半道改節(jié)從儒。這固然有功名利祿的誘使，然而就連逸民、隱士一類人物，也如鄭玄那樣“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漢書·鄭玄傳》)，以研習和傳授儒經為己任。除文士專攻儒經之外，東漢武將中也有不少人學習儒經，諸如鄧禹、馮異、賈復等人，都是名重一時的“儒將”。

漢代的婦女教育也明顯趨向儒學化。只是男女教育的內容有所不同。男子學習儒經，女子則主要是“三從”“四德”的倫理道德教育。儒學被獨尊之后，出現了專門的女子教材，即劉向編撰的《列女傳》和班昭所作的《女誡》，均以宣傳儒家倫理道德為準的，成為漢代及后世的“閨訓”教材。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女子學習儒家經典，大儒鄭玄家中甚至奴婢也都讀書，平時對話皆能引經據典，溫文儒雅。

為了保持儒經在教育內容上的壟斷，漢儒一方面把五經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如“夫義出于經。經傳，大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索道于當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經也，先圣之所制”(王符《潛夫論·贊學》)。另一方面，對其它的知識技藝則加以貶低和排斥。董仲舒說：“說不急之言以惑后進者，君子之所惡也。”(《春秋繁露·重政》)揚雄認為“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法言·問明》)。張衡雖多才多藝，但也認為：“通經釋義，其事尤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恐泥，君子當致其大者遠者也。”(《通典》卷一六引)由上可見，漢儒在把儒經作為教育內容的“大本”、視知識技能如草芥這方面，多么驚人地一致!與孔子、孟子、荀子這些至圣先師又是多么地畢肖啊!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zhàn)亂頻仍，社會長期動蕩，致使佛學滲透，玄學勃興，士族官僚及知識分子醉心玄佛，厭惡儒經，這對以儒經為唯一教育內容的儒家教育的確是個巨大的打擊。玄學、儒學、史學、文學，甚至律學、元素學等，都一度成為學校的重要教學內容。在思想領域，嵇康針對張叔遼提出的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的論調，明確表示：“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難自然好學論》)對儒家的經學教育提出了尖銳的挑戰(zhàn)。連出身于世代精于儒學的仕宦之家的顏之推，也認為讀書不必僅限于“五經”，也應“涉百家之書”(《顏氏家訓·勉學》)，此外還要學習農、工、商賈等各種技藝知識，以及書、畫、數、醫(yī)、琴、棋、射、投壺等雜藝。這可說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教育內容上出現的新變化，它使教育內容的范圍大大地得以開拓，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

不過，魏晉南北朝雖然是個思想解放的時期，各種思想都比較活躍，但統(tǒng)治階級仍需利用儒學為鞏固其政權服務，故儒學傳統(tǒng)并未斷絕。

魏文帝黃初五年(224)才立太學于洛陽，就制定了五經課試之法;北魏道武帝剛立國設太學，就置五經博士;劉宋時代玄、儒、文、史四科并列，儒學失去獨尊，但也未一蹶不振;梁武帝雖崇玄尚佛，然亦重視儒學。天監(jiān)四年(505)詔開五館，設五經博士各一個，人主一館，教育內容又恢復到僅限于五經了。就連激烈批判儒家經學教育的嵇康，實際上也并未跳出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模式。只不過在懷疑、批判假禮法名教的同時，以執(zhí)著的態(tài)度改造、揚棄和維護真正的儒家禮教而已。這一點，在他于獄中寫下的《家誡》中也可找到佐證。至于顏之推，他雖主張“涉百家之書”，但仍主張以“五經”為基本教材，他說：“夫圣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顏氏家訓·序致》)可見在教育內容上，顏之推還是以儒家經典為主的。

唐儒教育有“九經”

隋唐以來，在重振儒學的文教政策下，又重新恢復了儒家經典在教育內容中的正統(tǒng)地位。隋代大儒王通一生以明王道為己任，希望重興孔子之學，重振孔子之業(yè)。在教育思想上，他也仿效孔子，不過在繼承孔子教育內容的基礎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說：“《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中說·魏相》)除把“六經”作為基本教材以外，王通還重視對學生的生產勞動教育。他不僅親自耕田，而且還告誡學生：“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中說·述史》)如此重視生產勞動教育，不僅糾正了儒家自孔子以來就輕視“勞力”的偏頗，而且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開創(chuàng)了良好的先例。值得一提的還有，王通在教育內容中繼承了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力排鬼神迷信之道，在當時宗教迷信泛濫的時代能采取“敬而遠之”(《中說·天地》)的態(tài)度，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唐代的韓愈力排佛老，是一個重振儒學的衛(wèi)道者。“先王之道”、“圣人之教”，就是韓愈所主張的教育內容。包括傳授儒家經典《詩》、《書》、《易》、《春秋》，包括要求學生謹守“禮、樂、刑、政”，順乎仁義道德和倫常秩序。正如他自己所說：“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原道》)“其所讀皆圣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上宰相書》)“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答李翊書》)

由于儒學大師的推崇和提倡，更由于科舉制度的推行，在隋、唐之際的官學和私學中，經學教育東山再起，蔚為大觀。唐代中央官學中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都是專修儒經的學校。地方官學除府州醫(yī)學、崇玄學以外，也都是專修儒經的學校。私學則以學有專長的經師講學為主。儒家經典自然成為惟一的教學內容、不過比之前代，唐代的儒經教育有了較大發(fā)展。除以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作基本教材外，還把儒家經書擴展為九經，分大、中、小三類：大經—《禮記》、《左傳》;中經—《毛詩》、《周禮》、《儀禮》;小經—《周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此外，還把《論語》、《孝經》定為公共必讀課目。不過唐朝除重儒家經學外，對于詩詞文賦倍加提倡，律學、算學、書學、醫(yī)學也被列為重要的教育內容。教育內容上的這些變化，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對于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來說，不能不說是又一次巨大沖擊。

北宋時期的教育內容與唐代大同小異。王安石尤重《周易》、《尚書》、《詩經》，并撰《三經新義》定為基本教材。不過他還強調遍讀諸子百家、文、史等各類書籍，廣習政事、禮法、天文、人事、武藝等各種本領。但是，北宋正是理學奠基與發(fā)展的時期，出于“存天理，滅人欲”的教育目的，理學家們對修身養(yǎng)性具有特殊作用的儒家經典情有獨鐘，所以無一例外地把儒經列為最基本的教學內容。張載特別重視思想品質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在教育內容中有關這方面的科目占有突出地位。“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宋史·張載傳》)。張載十分強調學生學習《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書。他指出：“要見圣人，無如論、孟為要。”(《理窟·義理》)“如《中庸》、《大學》，出于圣門，無可疑者。”(同上)張載對四書的重視與提倡，為理學家們把四書作為教材首開其端。

湖南岳麓書院

二程于儒家經典尤重四書，《宋史·程頤傳》稱頤之為學，“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二程把四書五經并行，作為理學教育的內容，是繼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藝之后，中國教育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漢代五經立于學官，在教育內容上一直占據主要地位。自二程以四書并行起，到朱熹作《四書集注》，四書遂風靡于世，成為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經典和儒家教育的主要內容。南宋以后，元、明、清各朝，程朱理學居于統(tǒng)治地位，理學家解釋的五經和朱熹的《四書集注》成為法定教學內容和通用教材。

朱熹設小學大學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把整個學校教育劃分為小學、大學兩個階段，大約以十五歲為界，分別規(guī)定了具體的教育內容。他認為小學階段主要是打好基礎，教育內容重點突出“教以事”，“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ji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章句序》)，即通過日常生活的訓練，體會倫理綱常之教，培養(yǎng)學生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在文化知識和技能方面，學習傳統(tǒng)的儒家“六藝”。其中射、御早已失去了實用價值，禮、樂的繁文縟節(jié)也不再為人看重，朱熹將這些作為小學教育內容，目的在于通過演練喚起學生對儒家傳統(tǒng)的認同，使儒學后繼有人。朱熹認為大學階段的教育主要是“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章句序》)，是“發(fā)明此事之理”，亦即在已獲得初步道德觀念并養(yǎng)成初步道德行為習慣的基礎上，進而講明義理。從朱熹對小學、大學兩階段教育內容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他繼承了儒家傳統(tǒng)的教育思想，即把道德培養(yǎng)看作學校教育最重要的內容，而基本排除了自然科學知識教育。這不僅比唐代的學校教育內容狹窄得多，而且比同是理學家的張載主張兼學自然科學與軍事知識，也倒退了一大步。不過朱熹考慮到不同年齡段的不同特點，主張分階段實施教育，在教育史上還是很有意義的。

通過以上對儒家教育內容的歷史考察，我們不難看出，儒家教育實質上是中國古代的人文學科的教育，其中道德倫理教育占有核心地位，成為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這固然有其正確的一面，培養(yǎng)人才不能不著重塑造其靈魂，關心其道德修養(yǎng)，但是儒家提出的教育內容具有明顯的階級性，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儒家的許多道德教育的內容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反映了一定歷史條件下人類社會生活的共同準則，反映了一定的民族價值觀念，其中也包容了勞動人民的不少優(yōu)秀品質。就此而言，儒家教育的內容也具有二重性：一部分是直接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如“三綱五常”、“忠孝節(jié)義”等;一部分是與人民的要求并行不悖的，如謙虛禮讓、敬老愛幼、誠實守信等。即使是同一個道德規(guī)范也可能具有二重性。如“孝”，它既可體現為“父為子綱”的絕對服從，也可體現為子女對父母的應盡義務與親情。更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類道德規(guī)范，本是為統(tǒng)治階級所提倡的，但當它們被賦于新的含義后，又可成為人民的美德。因此，對儒家的倫理道德教育內容采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都會流于簡單化。

應該承認，儒家教育的內容畢竟是歷史的產物，它在偏重儒家經典、注重道德培養(yǎng)的同時，忽視了對自然界的探索和對自然科學的研究，也忽視了對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特別是漢代獨尊儒術之后，經學教育占據了統(tǒng)治地位，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獨立思考，阻礙了探索新領域的前進道路，使中國人對人文科學的認識長期囿于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的狹小圈子里，把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迎合各種人際關系上，而不能專注于其它的社會學門類以及自然科學的研究，終于導致封建社會末期中國的全面落后。對此，儒家教育內容的狹隘是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