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孫中山對儒學政治精神的繼承·要用民族精神救國

孫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義”第五講中有這樣一段話：“《尚書》所載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和諧)。他的平淪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萬邦協和，黎民于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御外的好榜樣嗎?”這段話，是孫中山提倡民族主義，倡導用民族精神救國時講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又稱為“國族主義”。他認為：“中國人民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義義，沒有國族主義。”(《孫中山選集·民族主義第一講》)我們國家，從一國來說是“一盤散沙”，但從家族和宗族來說，就非常團結，往往為保護自己的宗族，寧肯犧牲身家性命，這是中國社會的固有傳統。因此，要用民族精神救國，應向堯學習，利用中國固有的家族、宗族觀念和組織，先從一姓、一鄉、一縣做起，然后再擴充到一省一國。先實現各姓的團結，然后再由有關系的各姓結合起來，最后形成中華民國的大國族(參見《孫中山選集·民族主義第五講》)。

孫中山寓國家的團結于宗族團結之中，把國家的問題轉化成民族的問題，并從宗族進而落實到家族這一基本的社會組織關系上，與孔孟寓治國與家族、宗族生活的政治思路是一致的。孔子的仁學的基本思路，就是調整貴族集團之間的親和關系、以替代禮崩樂壞的秩序。孟子則以“孝悌之道”作為實現天下大治的基礎。孔孟孫三人都把治國問題最終落實到治家問題，用宗族血親宗法的紐帶以實現國治或救國的目的。

在如何實現以民族精神救國問題上，孫中山主張恢復中國舊有的舊道德。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起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些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孫中山選集·民族主義第六講》)

孫中山認為，有的人認為到了民國了，便可以不講忠字，這是誤解。雖說忠君是不可以，便忠于民、忠于事當然可以。“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同上)今天還是要講忠，忠于國，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的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于什么事，都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于仁愛究竟是怎樣實行，便可以知道。”(同上)

“中國古時對于鄰國和對于朋友，都是講信的。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同上)

孫中山的結論是，中國這些舊道德是特別好的道德，“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后對于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然后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同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些舊道德不但是儒學倡導的內容，更是儒學的精義。所以恢復舊道德，也可以說是復興儒學，不過孫中山先生在新文化如此盛行的士風中不便直言罷了。但即使不便直言，也已對醉心新文化而排斥儒家道德之學的人給了應有的訓斥，并把恢復舊道德提到恢復民族地位的高度，可見孫先生不失中華民族之大本，高屋建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