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承先啟后—道統之古今論·早熟型文化

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型文化。早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我國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以及長江流域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就有了比較發達的鋤農業和畜牧業，掌握了紡線織布、燒制陶器、簡單的繪畫和文字刻畫。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許多地區的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居民，就己經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和雙齒木等木器，燒制出灰陶、黑陶和少量彩陶，還能夠磨琢玉器。在《禮記》、《韓非子》、《史記》等著作中，記載了不少諸如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鉆木取火、伏羲氏開創農業、神農氏發明醫藥、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原始先民的事跡。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夏代即“采金于山川，而陶鑄一昆吾”(《墨子》上)。其后的商代，有了相當水平的冶鑄業、絲織業、釀酒業，制造了司毋戊方鼎等許多具有高度藝術價值的傳世佳作，有了系統的文字(甲骨文)和較為完善的歷法，創造了銅、玉、石、陶、骨、牙等多種多樣的雕塑珍品和塤、磬、革鼓、銅鐃等樂器。商周時期，還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治制度，以周公重民思想為代表的先進天命觀、政治觀和道德觀。

春秋時期，生產力迅速發展，科學技術水平顯著提高，涌現了伯陽父、叔興、子產、季梁、史墨、管仲、晏嬰等一大批進步思想家。他們有的提出了天人不相及、“吉兇由人”等無神論思想，有的對世界起源作出了樸素唯物主義解釋，有的提出了“和”與“同”異、否可相濟等辯證法的命題，有的認識到了民眾的偉大力量，得出了“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正確結論。這一反映社會進步的理性思潮，是春秋時期思想界的重要成果。

堯像(清乾隆年制《歷代帝王像真跡》)

一個社會，其經濟、政治的發展成就愈大，它的延續力就愈強;其文化遺產愈是豐富，它就愈能受到后世的重視而得到弘揚。源遠流長、豐富多彩的中國古文化，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有了極為豐厚的積淀，形成了務實、重民、尚變、求和等基本特點的萌芽，為儒學乃至整個封建文化的創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孔子創立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對以往文化遺產的繼承。孔子十五歲開始刻苦學習，“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述而》)。他以“君子求諸己”的高度自覺性，勇敢地追求真理，學而不厭，持之以恒，在掌握了淵博文化知識的基礎上對傳統的典籍進行了系統的整理，這樣，更加深了他對傳統文化的深厚感情。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有連續性、繼承性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周繼承、發展了夏商二代的禮儀制度，使之更加豐富多彩，使孔子發出了“吾從周”的由衷贊嘆(見《論語·八佾》)。他“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認真鉆研古籍。一部《周易》，他讀了又讀，“韋編三絕”，仍不滿足，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他還把自己研究、整理的《詩》、《尚書》、《儀禮》、《樂》、《周易》、《春秋》作為教科書，傳授給他的學生?？梢哉f，孔子對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保存、繼承和發揚，是有著重大貢獻的。他不愧是個偉大的思想家、史學家、教育家。

同孔子一樣，孔子的弟子與后學也把研究社會、研究歷史作為治學的重要內容，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并在代代相續的研究中形成了尊重歷史、尊崇祖先、效法先王、崇拜傳統的學術風格，逐步形成了中國漢學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