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西方文化·新儒家出現·舊儒學的理論退卻

首先是自然觀念的大退卻，退卻的結果是儒學天人合一的、有機的自然觀，讓位給西方的天人相分的機械論的宇宙觀。儒學曾經假定：(1)自然是個有機體;(2)這個有機體是一“生命—創造”過程;(3)此自然秩序根據于道德秩序;(4)人作為道德主體是這一自然秩序的“參”與者，他通過“至誠”而與天地合一。這一整套觀念曾經統治中國思想界幾千年，現在在西方科學的沖擊下，它突然變得異常地生疏、異常地遙遠、異常地不可思議、異常地和現代社會隔離。科學家理解的“天”就是天文學的天，“地”就是地理學的地，“人”就是生理學與社會學的人，“心”就是心理學的心。這是一套全新的自然觀，我們無法用這一套觀念去解釋儒學的“天”、“地”、“人”、“心”。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自然觀，我們必須在這二者之間作出抉擇。我們可以宣稱儒學擁有著與自然科學真理不同的真理，宣稱它擁有著與自然科學宇宙觀不同的宇宙觀。我們可以這樣做，但我們必須明白，(1)這種宣稱不能援引自然科學材料作證明，因為它沒有理論與經驗的證據;(2)它必須不斷忍受來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的科學的越來越強有力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打擊與批判;(3)它必須放棄可憎的獨尊面孔，客客氣氣承認學術的多元化。

我們同樣也可以宣稱，而且實際上也是如此，儒學統一的、模糊的、存而不論的自然觀在科學的自然觀面前，是軟弱的、無效的，有時甚至是騙人的。天地人心作為天文學的天、地理學的地、生理學的人、心理學的心，并不具有任何道德含義，硬要將它們與道德扯到一起，是牽強而無意義的。我們只能將儒家的這種行為解釋成一種辯解，就是力圖為自己的一套人倫綱常找到形而上學根據，以便更有效地去欺騙“萬民”。

不管怎樣，儒學的自然觀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生活，它必須退卻，而且實際上已經退卻，它必須失去效力，而且實際上已經失去效力。它的失效，引起儒學明徹自足、天人合一、大化流衍的生命智慧的失效。天既沒有道德效力，宇宙不過是一個機械的運行過程，天地合德是說不通的，心誠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是說不通的。理論科學與道德實踐完全是兩碼事。你當然完全可以不顧及自然科學的打擊而恪守儒學的做人理想，而這剛好把儒學還原為倫理學之一種;你當然也可以從個人至誠的體驗入手，建立一門超驗的心理學，肯定一種高級的存在及其與人的關系，而這又剛好還儒學為一種宗教體驗。

其次是道統觀念的大退卻，退卻的結果是儒學退化的向后看的歷史觀念讓位于西方進化的向前看的進步觀念。道統觀念是儒學最頑強、支配中國社會最經久的觀念之一種，這種觀念的基本含義是：(1)在時間上，中國社會，甚至是人類社會最優美完善的時代是在三皇五帝時代，堯、舜、禹、周公時代;(2)完善的社會典章制度是由上述朝代的圣王加上孔子的(至多再加上孟子)奠定的，這些典章制度是各時代治國的標本和藍圖，是立國之根本，是國之體，是歷史之核心，是萬萬不能變易的;(3)實際歷史過程就是返回這種完美、模仿這種社會狀態的過程，歷史研究就是得失評價，就是分清哪些是符合祖先典章，哪些是不符合的。

盡管儒家的“道統”從來就不是一種社會現實，但這種觀念卻是中國人(不管是文化人還是非文化人)心目中的一個基本的、幾乎是深信不疑的觀念。這種觀念完全遠離了歷史上最大的動蕩與沖擊，完全限制了中國歷史中哪怕是最徹底的變革家的眼界，就連王安石(1021—1086) 也只能“托古改制”，他與司馬光(1019—1086)之間的爭論不過是對“道統”的不同理解之間的爭論而已。一直到近代中國，三次近代化浪潮有兩次是在自覺地維護道統的名義下進行的。可以說，不根除道統觀念，中國社會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變革。

在西方文化的沖撞下，現代中國系統的疑古熱潮產生于道統觀念日益危殆之時，又給予道統觀念以沉重的打擊。三代歷史不可考，證明道統不過是神話而已;對現代中國面臨的特殊問題，祖先沒有提供也提供不了現成的答案，若硬說提供了，那只能是假話。中國必須采納進步的觀念、進化的觀念，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富強，欲達此目的，就必須沖破祖先的束縛，徹底改造從制度到技術到觀念的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第一次不是關注過去，而是關注現在與未來，不是向古代退還，而是向未來社會開拓，不是回過頭去向后看，而是昂首挺胸朝前走。

第三是道德至上觀念的大退卻，退卻的結果是儒家的道德說教讓位給對行為合理性的追求，道德理性讓位給實用理性。道德至上曾是儒學的一個基本信條;不追求行為是否合理，只追求行為是否與傳統教導一致，也曾是儒學的一個根本觀念。而現在，中國一步步邁入近代社會，同時也就一步步遠離這種觀念。在列強的槍炮下，道德說教是軟弱無力的。清朝有洞見的大臣想到要辦洋務，要制造槍炮以夷制夷，這是道德理性向實用理性讓步的第一步。洋務運動失敗后，更有有識之士要對中國的制度作適當的調整，這是追求行為合理性的第二步。辛亥革命興起，力圖完全建立新秩序，對生活與社會作一次全新的理解，終致將傳統撇之一旁于不顧。盡管這種步步進逼的對行為合理性的追求，是在被迫情形下、在不知不覺中不自覺地完成的，是在列強壓力下應付危機的權宜之計，但它畢竟是使中國邁入近代社會的一個根本轉變。(以上諸段參閱了宋開芝、胡傳勝等先生的觀點)

在儒學與西方文化沖撞的第三期里，儒學在觀念層面上的退卻，把中國人推到了一個十分難堪的境地，一方面是中國必須近代化，必須迅速邁入近代社會，而只有讓儒學退卻，從器用到道體，再到觀念完全退卻，才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另一方面是中國文化，中國人是在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中長大的，儒學完全退卻了，沒有了地盤，沒有了存在的空間，意味著中國的民族心靈失去了家園，沒有了安頓處。中國人沒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沒有了賴以自立的精神支柱。

中國人要邁入近代世界，就必須放棄心靈的家;要保留心靈的家，就無法真正邁入近代社會。中國人是否只能在這種殘酷的二難選擇中茍延殘喘?

能不能找到一條路，讓中國人既成為一個現代人，又不致于喪失自己的家，成為一個喪家的異鄉人?

能不能找到這樣一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