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性論集成·情意志:心理活動種種

在朱熹心性學說中，情、意、志是心之所動、所發、所之，因而屬于心理活動范圍。也許由于朱熹重視“未發”之性的涵養功夫，或許因為情、意、志可以省察、體驗，較易指示明白，因而他除了對之略加分疏、定位外，沒有展開詳細的討論。

情

情對性而言。性是體，情是用;性是靜，情是動。性才發，便是情，性不可見，只從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萌露處，推度有仁、義、禮、智之性。此四端之萌露即是情。此情從心上見，但之所以會有此情之發，則決定于性。然而不只四端之心屬情，喜怒哀樂也屬情。喜怒哀樂未便是不好，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發而中節，未嘗不好。發而不中節，或過或不及，才是不好。情有善惡，情之惡非由性而發，情遷于物，心失其主，乃有不善。陳淳《北溪字義》曾舉七情說：喜、怒、哀、懼、愛、惡、欲。如此看來，欲也是情的表現之一。朱熹言情也曾講到“欲”，但不是把它看成是與“情”同一層次的概念，而是認為欲是由情發出的。“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同上，卷五)欲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如“我欲仁”之類;欲之濫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同上)。以上是朱熹關于“情”的基本思想，如此看來，“情”在朱熹心性學說中是缺乏血肉的。

意

在朱熹心性學說中，“意”是“情”的從屬概念，“性”包涵著“意”。朱熹說：“意因有是情而后用”，“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同上)。一般人所理解的“情”是狹義的，即喜、怒、哀、樂等等，而所謂“意”不必都與“情”相聯系。但程、朱以為“思與喜、怒、哀、樂一般”，將“思”也包括在“情”的范圍中，當然也就包涵“意”了。

“情”與“意”有聯系，也有分別。“情”與“意”的分別是，“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同上)。情常常是一種自然而然、不自覺地流露，或是一種無意識控制的行動，而意則是自覺的心理活動，有念慮，有計度，有主向的。

朱熹關于“意”與“知”的聯系的認識，值得注意。朱熹說：“知與意，皆出于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同上，卷一五)“知則主于別識，意則主于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同上)朱熹此一思想與其心性學說的主體不太協調，如果用圖表示的話，應該是這樣的：

心為統體，包總性、情、意、知等。性為心之體，是核心概念，性之發為情，情之發為意。這是朱熹心性學說的主體思想。至于知與意的關系是不密切的。其心性功夫的重心在于對“性”的體認。朱熹關于“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的思想為后來的王陽明大加發揮，成為陽明心學的中心思想。陽明說：“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后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物非意之用乎?”(《傳習錄》中，上海，中華書局四庫備要本，第55頁)王陽明的心性學說的公式似乎是這樣的：

在陽明心學中，心即是性，就其主宰處說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謂之性，而所謂稟賦即在心物一體流行中體現，因而即心即物，即知即行，即用即體。其核心概念是“知”，即良知，良知當下呈現。不必再向上體認所謂“性”。朱熹重視心、性、情的討論，王陽明則重視心、意、知的討論。兩派學說，關于“意”的定位有所不同，大抵朱熹以意屬情，而王陽明以意屬知。我們的意見以為，“意”是以理性為主，以意屬知更為合適。

志

關于“志”，朱熹談得更少。他認為“志”也屬情，從古人造字意義說，志是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志是持之以恒的意向。較之“意”有主向，更為執著持久。從“志”與“意”的表現方式而言，“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朱子語類》卷五)。“志”關乎人生之目標與方向。朱熹對“志”雖然也很重視，但在其心性學說體系中定位的層次較低。而在陸九淵學說中，“志”卻有較高的位置。陸氏主張發明本心，自作主宰。游陸氏之門者，首先要立志、辨志。(《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01頁)陸九淵說：“學者須先立志。”陸九淵的學生傅子淵歸家，陳正己問：“陸先生教人何先?”傅子淵回答：“辨志。” 拋開陸九淵辨志的內容不談，他教育學者先立志、辨志，是頗得師道之要的。但“志”在心性體系中定位的層次是一回事，在為教的先后次序中又是一回事，不可混為一談。我們之所以合在一起來談，只是為打開我們的思路多一些啟發，以便我們今后對此問題再作深入探討。

我們以朱熹心性學說為典型，聯系對比周、程、張、邵、陸、王的觀點，對理學有代表性的心性觀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雖然其中許多問題在理學中始終是討論的對象，并沒有成為定論，但它畢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討論研究的理論框架。從心理學的意義而言，這是一筆寶貴而豐厚的精神遺產。

理學的心性學說是思辨性的，但并非全無心理的根據。今天，產生了科學意義的實驗心理學，以往的思辨觀點或被證實，或被修正，或被改變，然而由于腦科學進展的困難，實驗心理學還只處于較初級的階段，因而哲學思辨仍然起著填充空白、啟示智慧的作用。所以思辨與實驗并非勢不兩立，而應該互資以為用，相得而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