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西方文化·新儒家出現·心性之學

實際上，在“當代新儒家”的心目中，儒學已經只是一種心靈的歸依、一種文化的“根”。他們在中國文化的廢墟中發現了另一個道統，就是從孔孟到宋明的心性之學，他們認為此種心性之學乃是中國學術文化的核心所在，“不了解中國心性之學，即不了解中國之文化也”(《中國文化與世界》)。

他們所說的心性之學已經不再是某種理論體系，也不再是某種道德倫理，它對于人的現實生活已沒有了任何規范力，它完全只是人心的一個依靠、人的行為的某種詮釋。它之能成為人心的一個依靠，在于它始終把行道成物之事即作為成德成王之事，把順從社會之禮法即當成盡自己之心性，把外在即當成內在，把宇宙萬象即當作吾心之內涵。所以在“當代新儒家”的心中，自孔孟至宋明儒的心性之學，是人之道德實踐的基礎，同時又隨人之道德實踐生活的加深而加深。人若不從事道德實踐，或雖從事道德實踐而只以之服從社會道德規律或神之命令，都不能對此等心性之學有親切的了解。就是說，此種學問不允許人只取一冷靜客觀的態度，象對待外部自然與外部社會那樣對待我們自己。我們必依覺悟而生實踐，必依實踐而更增覺悟，知行二者，相依而進。此中實踐如差一步，覺悟與真實了解即差一步。在這種實踐與覺悟相依而進的歷程中，人之實踐行為固是對外面人物的，但其覺悟純是內在于人自己的。人之實踐行為向外擴大一步，其內在之覺悟亦擴大一步。實踐行為及于家庭，內在覺悟便涵攝了家庭;實踐行為及于國家，內在覺悟便涵攝了國家;實踐行為及于天下宇宙，及于歷史、及于一切吉兇禍福之環境，則我們的內在覺悟中，便涵攝了此中一切。人的道德實踐之意志所關涉者無限量，我們自己之心性亦無限量。這無限量之心性不是懸空的，當人從事道德實踐時，它便自然展現于前，而為我們所關切，向我們印證我們與天地萬物原為一體。這時我們便發現，此心此性同時即通于天，人能盡心知性則能知天，人之存心養性亦即所以事天，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之盡性成德，皆所以贊天地之化育。所以，宋明儒學理即天理、本心即天心、良知之靈明即天地萬物之靈明、良知良能即乾知坤能等思想，實是他們對于中國文化的大貢獻。

在“當代新儒家”的心目中，儒學也已經只是一種宗教信仰或類似宗教的東西。他們承認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但不承認儒家思想缺乏宗教性格。不能說儒學非宗教，只能說儒學的宗教性格是從另外的方向來展開的。

中國沒有西方那種制度的宗教教會與宗教戰爭，因為中國的文化只有單一的來源，中國的古代文化中沒有獨立的宗教文化傳統。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民族先天的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和宗教精神，只知重視現實的倫理道德。中國民族宗教性的超越情感與宗教精神，同它所重視的現實倫理道德，是合一而不可分的。中國詩書中之原重上帝或天之信仰，是很明顯的。而祭天地社稷之禮亦一直為后代儒者所重視、歷代帝王所遵行，至民國初年才廢止。中國民間家庭，至今尚有天地君親師之神位。謂中國人之祭天地祖宗之禮中，沒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是不能的。

即使純從中國人生道德倫理之實踐方面說，中國亦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中國思想家自古至今重視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同體之觀念，此中天之意義，自然可以有不同理解，在一意義下，此天即指目所見物質之天。但此天之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明指有人格的上帝。就是在孔孟老莊思想中之天的意義，雖各有不同，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他們所謂天的觀念，初為超越現實的個人自我。此外中國人生道德倫理之實踐方面的學問，屬于中國所謂義理之學，此義理之學強調不能只限于一表面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以維持政治社會秩序，而要將其目標定為人之道德人格的真正完成。此人格的完成，系于人之處處只見義理當然，不見利弊、禍福、得失、生死。只依義理當然，不求茍生茍存，乃儒者之學特為注重者。只知重現實關系的人，是不能對死的問題有真的正視的，因為死乃是現實世界的不存在。而中國之儒家思想，因其有宗教性的超越情懷，自來要人兼正視生，亦正視死。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節，都是要人把死亡問題放到面前，把仁義之價值放到個人生命之價值之上。歷代氣節之士，都是能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正如殉道者對于道有一宗教性之超越信仰一樣，中國儒者此類之教、氣節之士心志與行為，都有一宗教性之信仰存在。中國儒者之言氣節，可以從容就義于最高理想，此乃自覺的舍生取義，此中若無對于義的絕對的信仰，又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