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襲·皇帝制度的創(chuàng)立及皇位繼承

中國皇帝制度開始于秦始皇。

秦創(chuàng)“皇帝”專號

《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天下大定，秦滅六國，初并天下，秦王政令丞相 御史曰：“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成傳，傳后世。其議帝號。”自殷周以來，國君一般都稱為“王”。秦統(tǒng)一天下，秦王政以為“王”的稱號已經(jīng)不足以顯其尊貴，于是令大臣“議帝號”。議論的結(jié)果，認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秦王則“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令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shù)，二世、三世至于萬世，代之無窮”(《資治通鑒》卷七，《秦紀二》)。

從此，“皇帝”就代替“王”成為我國封建時代歷代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專稱。由于皇帝名號的確定，有關(guān)于皇帝的政務(wù)活動及其親屬均制定了法定的稱號。臣民對皇帝稱“陛下”，史官記事稱皇帝曰“上”。皇帝車馬器械百物曰“乘轡”。皇帝駕臨曰“幸”，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皇帝死曰“崩”。秦始皇時還對政府官文書的抬頭、避諱等作了嚴格規(guī)定。凡文書遇“皇帝”、“始皇帝”、“制曰可”等字樣時，要頂格書，因而產(chǎn)生了文書的抬頭制度。臣民在語言文字中涉及皇帝名字時要避諱，因而出現(xiàn)了文書的避諱制度。

皇帝行使權(quán)力的憑證是璽、符、節(jié)。相傳秦始皇以和氏壁制成御璽，方四寸，交五龍，李斯手書秦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印璽之外還有符、節(jié)。符為兵符，多用于調(diào)兵遣將，從事征伐之用。秦虎符多作伏虎狀，上有篆文銘文，分為兩半。左半發(fā)給將軍，右半存于國君，如有征伐，合符而行。節(jié)也是一種信征，使臣執(zhí)以示信。

皇帝親屬的稱號如：皇帝父母稱曰“太上皇”、“太上后”;妻妾曰“皇后”、“妃嬪”;子曰“皇太子”、“皇子”，女曰“公主”，孫曰“皇孫”。這類名號，有的是秦立漢因之，有的是至漢始定制，終君主制之世，歷代相因未變。

皇權(quán)至高無上

秦制，皇帝是“受命于天”，擁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中央一切政務(wù)的最高權(quán)力均屬于皇帝，凡行政、司法、立法、任免官吏、軍事、征收賦稅、重大工程營建等無不總攬。三公不過是皇帝的幕僚，九卿是施行皇帝意志的奴仆。

皇帝實行獨裁統(tǒng)治，總攬一切大權(quán)。韓非曾一再論證君主的“權(quán)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韓非子·揚權(quán)篇》)。百官各行其是，各自為政，君主命令就不能通行無阻。韓非指出：“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韓非子·人主篇》)始皇即位時年僅十三歲，不能親政，呂不韋以“仲父”輔政。秦國的大權(quán)操在呂不韋一人手中，他的權(quán)勢已達到無以復(fù)加的程度。始皇九年，在蘄年宮加冕，“帶劍”親政，平息了權(quán)傾內(nèi)外的長信候嫪毐的作亂，為首者二十余人“車裂以徇”。 始皇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 后又令呂不韋遷蜀，呂不韋飲鴆自殺。從此，秦始皇集大權(quán)于一身，“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

后宮制度

中國皇帝制度的另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后宮制度。《始皇本紀》載，“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至涇、渭，殿屋復(fù)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說：“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湃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后宮列女萬余人，氣上沖于天。”可見秦始皇創(chuàng)建的后宮之大，遠遠超過了古代。

后宮制度，通常是分為皇太后宮和皇后、妃嬪宮。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宮中組織龐雜，官爵分明，儼然一個小朝廷。所謂宮中與府中，同是皇帝下面的重要機構(gòu)。秦時的后宮制度，影響也極深遠。《漢書·外戚傳》說：“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夫人位視上卿，爵比關(guān)內(nèi)侯，大上造;美人位視二千石，爵比右庶長;長使爵比五大夫，少使爵比公乘。秦時后宮有官屬。如皇后詹事掌后宮事務(wù)，為后宮總管。下設(shè)中長秋、私府、禮巷、倉、廄、祠祀、食宮令長丞，統(tǒng)屬諸宦官。據(jù)《百官表》載，秦時皇后卿還有將行，漢景帝時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來擔(dān)任，可見其地位當在詹事之下，中長秋之上。

宦官制度

隨著后宮的建立，而有宦官制度。中國古代的宦官干政，可以說是始于秦，它對皇位繼承起著重大的影響。

秦始皇的長子是扶蘇，按說他理應(yīng)繼承大統(tǒng)。但在秦始皇年間，預(yù)立太子的制度尚未確定。而扶蘇此人對秦始皇的極權(quán)專政，嚴刑峻法也持有異議。《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在焚書坑儒之后，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但秦始皇非但不聽，反而一怒之下把扶蘇趕出首都，使其到上郡去監(jiān)蒙恬軍。秦始皇死后，宦官趙高與公子胡亥密謀，偽造始皇遺詔，賜死扶蘇與蒙恬，胡亥立，成為秦二世。秦二世時，趙高為丞相。他殺李斯，毀朝政，指鹿為馬，由此天下大亂，致使秦朝最終滅亡。

皇位繼承

皇位繼承問題，對皇帝制度起著重要的作用。漢初統(tǒng)治者以秦為鑒，已逐漸認識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的道理。但在秦始皇年間，預(yù)立太子的制度尚未確定，所以漢初叔孫通曾對漢高祖說：“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漢書》卷四三《叔孫通傳》)將秦亡的原因完全歸罪于沒能預(yù)立太子，固然有些夸大其辭，但皇位繼承對于政局的安危的確起著非常關(guān)鍵的作用。兩千多年來，因為嫡庶長幼爭立而導(dǎo)致天下大亂者，實在是舉不勝舉。從秦代胡亥立，到清代康熙末年“奪嫡之變”，禍亂相尋，不堪其擾。兩千年間，皇子被殺者十之八九，善終者不過一二。所以，作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曾痛切地認為：“可知建儲冊立，非國家之福，召亂起釁，多由于此。”(《乾隆上諭》)想始皇當年，南征北伐，統(tǒng)一中國，功莫大焉。登秦山刻石以頒其德，巍巍乎流傳至今。本想使“受命于天”的皇位，“既壽永昌”“傳至萬世”，沒想到只傳至二世，便如秋風(fēng)掃落葉、土崩瓦解，可見皇位繼承制度之弊，在其創(chuàng)建之初，便已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