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得天獨厚，占盡風流—江西書院文化·繁榮昌盛的江西書院

南宋時，由于克服和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的需要，由于政府崇文重儒的政策，加以理學家、文學家、史學家們的提倡和推動，不僅理學、文學、史學都得到發展，與這些學術部門相聯系成為學術基地的書院，也發展起來，并呈現出繁榮昌盛、紅極一時的局面。對于江西來說，五代已有的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北宋時江西書院發展的盛況，都是南宋江西書院達到頂峰并繼續領先的條件。

的確，南宋是我國古代書院發展的高峰時期，尤其江西地區更為突出。根據現存史料粗略計算，始建于南宋的書院約有一百七十余所。不僅如此，有的始建于前朝的書院，如唐代的桂巖書院，北宋的白鹿洞書院等在南宋又有了新的修舉。至此，書院已發展成熟。書院多成為學派活動的基地，成為培養學派后繼者的場所。即書院的作用，已從培養人，進而發展到研討學術，形成學派，以至對社會風氣乃至國家的政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就書院本身講，也趨于成熟。藏書、教學、祭祀進一步結合，由藏書發展到著述刻印，由教學發展到學術交流，由祭祀孔子發展到祭祀各派學術領袖、文化名人、“忠義”之士。書院本身的建設也由家族、私人、生徒、公眾發展到官員倡興，士民共建。書院的教學模式也趨于完善，不同的教學形式，共同的教學規制，多種多樣的教學內容，都為舊后書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范例。

在南宋書院發展中，江西書院處于相當突出和領先的地位。而在書院林立的江西，以朱熹的白鹿洞和陸九淵的象山等書院最具代表性，它們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為我國古代的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朱熹在江西書院的講學活動眾多。其中他對白鹿洞的興復，以及他所建立的教學的辦院模式，是南宋書院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軍任職。在此任職期間，朱熹對文教事業非常關心。他親臨白鹿洞勘查北宋時的書院遺址，發現書院屋守已“損其舊七八”，僅有地基石礎可辨往年規模了。他又看到這個地方，四面山清水秀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覺得真是講學、著述的好地方。他認為該書院應盡快修復。他向朝廷呈報了計劃、設想，然均石沉大海，沒有得到朝廷當權者的支持，卻引起“朝野喧傳以為怪事”，在遭到了譏笑和諷刺的情況下，朱熹沒有氣餒，他仍然堅持進行自己規劃的復建工作。盡管南康軍、星子縣正遭旱災，財政相當困難，他仍努力修建書院房屋二十余間。朱熹還與他的僚屬、學生以及繼任知軍錢聞詩商定了進一步興建白鹿洞書院禮圣殿等屋宇的計劃。作為維持書院的“久遠之計”，他制定了購置田畝的計劃，籌集了一部分購置田地的資金。為了給書院聚書，朱熹曾發文江南東西路各地衙門征求圖書。為了緩解聘師之難，他只得兼任洞主，自任導師，親臨執教。這時，在白鹿洞書院講學的還有他的好友劉清之，學生林用中，黃干，王阮等。最后，他發榜招生入學。

在教學中，朱熹在總結前人辦學所訂規制以及禪林清規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了《白鹿洞書院揭示》。這部揭示反映了朱熹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他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與他的“存天理，滅人欲”，“居敬窮理”的主張相配合。朱熹按學校性質、任務、程度與學生年齡，分大學與小學，十五歲以前為小學，之后才上大學。小學教給學生一些具體的東西，大學才傳授學生義理。課程設置方面，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匯成《四書》，依次教授，以下有《五經》，此外還有《白鹿洞書堂講義》等輔助教材。

朱熹集我國古代書院、學校教育之大成，在白鹿洞書院的教學中采取了多種多樣的教學形式。他采取的教育制度，用現代教育科學分析，可稱之為“導師制”。即由主講學者主持書院的一切教學活動，在德行、德藝各方面對生徒全面指導。在教學過程中，朱熹主要采用了以下五種教學形式：

升堂講說。井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書院初步修復，朱熹率領軍、縣官吏、書院師生赴書院，祭祀先師先圣，舉辦開學典禮后，朱熹即升堂講說，講題為《中庸首章》。他還延請他的“論敵”陸九淵在白鹿洞升堂講說，撰成著名的《白鹿洞書堂講義》，更是一次著名的風聞海內的教學活動。

認真讀書，自行理會。這是朱熹在白鹿洞書院的教學活動中采取的主要方式。讓學生們閱讀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其中尤以經書為主，包含閱讀前人首先是程朱理學大師們的注疏。在學生讀書、理會時，朱熹很重視對生徒進行讀書方法的指導。其門人后學將其關于讀書方法的言論概括為《朱子讀書說》，總結為六項，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

互相切磋，質疑問難。朱熹提倡詰難。他說：“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書院生徒之間時時互相切蹉，師生之間經常質疑問難，這是書院師生諸君的一種“日課”。《朱子語類》中記錄了朱熹對學生們解答疑難時的言論。

展禮。“克己復禮”是儒家教育的重要目標。“禮”是儒學教育的重要內容。禮不僅是書本言語，而且必須身體力行。因此，展禮就成為儒學教育、教學的重要形式，也是書院教育、教學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方面。淳熙七年書院開講時，就鄭重地舉行了祭祀先師先圣的儀式。朔望祭祀，是書院的一種常規，一直延續到清末。白鹿洞書院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建立了許多祠廟，除了禮圣殿外，尚有宗儒祠、先賢祠、崇德祠、忠節祠等。除了祭祀外，師生之間，生徒之間，迎客送賓，升堂講說，課試，均有禮儀，均需展禮。

優游山水之間。朱熹每有閑暇，即赴書院留居，與生徒優游泉石山水之間，寓講說、啟迪、點化于休息、游樂之中。

朱熹興復白鹿洞書院，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是在一千多年后總結、繼承孔孟學校教育經驗的一次重要實踐。它對后來書院的發展、學校的建設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遠遠超過了朱熹理學，成為我國歷史上各種學術流派興辦書院、學校，得以借鑒的共同財富。

朱熹除了興復白鹿洞，還曾在江西許多書院講學，宣傳其理學思想。朱熹在本城龍光書院講學，高宗曾賜額。他還拜訪江州濂溪書堂，并在此講學，還為重修書堂撰記，等等。朱熹在江西的門人很多，他們有的在江西修建書院，如李輝、周模等在星子城內建修江書院。有的在江西書院中講學，陳文蔚先后講學于雙溪書院、南軒書院、龍山書院等。朱熹及其門人在江西書院中的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南宋江西書院的發展。

與朱熹同時代的另一派理學大師陸九淵及其門徒也活躍于江西書院之中。雖然，陸九淵的活動目的在于傳播自己的理學信念，但在利用書院教學的過程中，陸氏及其門徒對我國的書院教育，對江西書院的建設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做官的同時，陸九淵不忘講學。他初講于槐堂，后因槐堂狹陋而遷到象山。陸九淵在象山精舍的教學中，采取了如下幾種教學形式：(1)嚴肅認真的升堂講說。(2)頗似禪宗的“機鋒”式的談話。(3)切己自反，遷善改過的修養。(4)重專精、勤創新的讀書指導。(5)寓教于樂的優游山林。象山精舍，不建齋舍，不供飲食，不立學規。全憑象山先生本人的精神感化、影響學徒。正如他所講“有本自然有末”，“可略略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灶”。從中可見陸氏的辦學作風與朱熹辦書院的風格完全不同。

陸九淵大約二日登象山講學，九月末始歸青田槐堂，中間往來無定，居山間前后五次，從其學者逾千人。因此，陸氏之學在東南一帶影響極大，時有“非從象山學，不得為邑寓賢”之說。象山精舍以陸九淵而著名，被稱為南宋四大書院之一。

陸九淵在槐堂、象山數十年，弟子眾多。其中以楊簡、袁燮以及他們的子弟袁甫最為著名。他們在江西做地方官，又講學，朱陸以后，對江西書院的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楊簡(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官至知州、員外郎等。他應史氏之請，曾多次講學于碧址書院，從游學子如云，盛況空前。與舒璘、沈煥、袁燮為會定期講論，浙東陸學由此大盛。楊簡自己建造慈湖書院，聚徒講學。人稱其為慈湖先生。楊簡著述甚豐。門徒編有《慈湖遺書》等，全祖望稱其為“陸氏之功臣”。他是“陸王學派”中最偉大的哲學家，有評說他在許多方面勝過其師陸九淵。

袁燮(1144—1224)，字和叔，號絜齋，鄞縣人。少讀史籍，極熱心以名節自期。嘉定初，袁燮為江西提舉常平茶鹽權知隆興府。支持同門友豐有俊創東湖書院。東湖書院曾是江西的名書院。“處白鹿”、“游東湖”都是當時名流、學者的榮譽學歷。許多名人、學者曾講學于此，如著名的丞相、教育家江萬里及大學者饒魯都曾在此游學過。

袁燮之子袁甫，字廣微，號蒙齋。少服父訓，又嘗從楊簡問學，官至兵部尚書。他對江西書院的影響很大。紹定四年(1231)，身為江東提舉兼提刑的袁甫“用白鹿洞規制請于朝”，在貴溪縣建象山書院。又于紹定六年(1233)，與知軍史文卿重修和增建白鹿洞，這是南宋繼朱熹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修復活動。另外，袁甫還在饒州番陽縣修建了番江書堂。在江西書院史上，袁甫功不可沒。

楊、袁之后，江西陸學為之一盛。湯功、湯漢叔侄是其中的顯赫人物。他們在傳播理學時也推動了江西書院的發展。尤其湯漢(1202—1272)，三掌象山書院，還有其故里崇義鄉湯源建有環溪書院，對書院發展尤顯重要。

南宋時江西書院眾多，除上述與理學家們的教學活動緊密相關的書院外，還有許多有特色的書院。鵝湖書院是淳熙間鵝湖之會以后，理學門徒為紀念他們的宗師而建立的一所書院，是江西古代的一所名書院。鵝湖之會發生在鵝湖寺。鵝湖寺在鉛山縣鵝湖山麓，鉛山縣今屬江西省上饒地區。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兄弟，作為南宋理學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薈萃于鵝湖寺。另外，參加這次討論會的尚有多人。這次學術討論會在朱、陸之間以辯論的形式展開。在爭論中，陸氏主張：先存心而以易簡自高;朱熹則認為：先致知而后存心。辯至高潮，陸以詩作證，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長，支離事業竟浮沉。”朱熹針鋒相對：“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雙方各持己見，互相批駁，難分上下。至此，門戶之見形成。即：心即理和性即理，理學中這兩種傾向各自形成自己的壁壘，成為兩大流派。這次鵝湖之會在我國哲學史、教學史、文學史上都有深遠影響。鵝湖之會和鵝湖書院的建立，對南宋和后世的書院，也有一定的影響。它繼承并發揚了古來書院兼容并蓄，學者各抒己見、互相切磋的講學風氣。

南隱書院是一所講求經世致用的書院，為德興人董焻創建。董焻在任職期間很有作為。他所撰《救荒救命書》，被清乾隆皇帝稱為“實有經濟，與同時空談性命者殊”。《四庫簡明目錄》稱：“在南宋人著述中，最切于實用，勝理氣心性之空談。”董焻于嘉定間致仕，歸建南隱書院，以經世致用之學授徒，從其游者甚眾，影響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