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嶺南文化的現狀與前瞻·改革開放與嶺南文化蘇生

(1) 改革開放與經濟騰飛

這里列出的以1993年為下限的一組數字，在引起世人矚目的同時，也發人深省。

1983年，改革開放僅第四年，廣東便取得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全國第一的成績，至1993年已連續保持十年。

1986年，改革開放第七個年頭，廣東外貿出口一百三十多年以來第一次超越上海，躍居全國第一。

1989年至1993年，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四年居全國首位。

1991年至1993年，國民收入均居全國之冠。

1991年起財政收入連續兩年居全國首位。

1992年起城鄉居民儲蓄余款居全國首位。

1992年起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居全國首位。

1980年初經中央批準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其中深圳、珠海原都是極其落后的三等邊陲小縣。經幾年的白手興業，在1989年便以其現代化的新面貌崛起，簡直如魔術般地神奇。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驚人的豐碩成果所需的天文數字般的巨額資金，全部是自籌解決，并未向中央財政要過特殊撥款。為什么經濟落后的廣東，卻有如此奇跡? 奇跡固然來自中央的特殊政策，也來自廣東毗鄰港澳的地理優勢，但更主要的是嶺南文化的蘇生和為嶺南文化培育的廣東人民文化性格的優勢。概括說來，是嶺南人所稟賦的敢于冒險、勇往直前、開拓進取的精神，以及活躍的商品意識和務實兼容、易于接受外來新事物的文化性格、氣質，不斷奔突，大膽突破的嘗試。一旦中央給予改革開放的政策和機遇，嶺南人蓄勢已久的文化潛流，便噴薄而出，勢如潮涌。這正是廣東經濟高速發展的真正力量所在。

文化是明天的經濟。經濟的狀態，實為文化的一種物化形式，即社會的物質文化。廣東的經濟改革成果，也可以說是沉睡已久的嶺南文化蘇醒后最初的躁動。隨之而來的便是精神文化的更新，從而預示著嶺南文化現代化的開端。

(2) 新一代嶺南人的文化參與

現代市場經濟的模式，促使新一代嶺南人自覺地覺醒與參與。從改革開放初期至90年代中，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9年至1983年的改革開放初期。廣東人大膽地引進外資和海外先進科技及現代管理模式，從而在各個層面上掀起了一股外來文化熱。其主要特點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物質文化和娛樂文化的洋化而令人感到迷醉與迷惑。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大地頓時刮起一股強勁的洋風：新奇的時裝，時髦的發型，五光十色的化裝品，輕巧的折疊傘，卡式收錄音機，彩色電視，西式家具……連同港臺流行歌曲、歌舞廳、迪斯科、桌球、電子游戲機、港臺及西方影視、西式婚禮、生日慶會等等。如洶涌的潮水般涌入，瘋魔了城鄉大地的年輕人，同時也引發了傳統文化觀念與現代觀念的對立和激烈碰撞。如何對待這種突然而來的外來文化，明顯地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反對、排斥、深沉憂慮與歡迎、接納、盡情享用。分歧和爭論是必然的。然而嶺南人卻不理這一套，笑罵由人，我行我素，怡然自得。從中表現的，是一種作為現代人的意識，是在一個新的社會大變革到來之際的覺醒。

人們在“無我”的狀態中生活得太久了。一旦有機會可以重獲接受新事物的合法權利，長期受到壓抑的對追求的渴望，便迅速匯成難以壓制的力量，那種盲目的、饑不擇食的勁頭，的確令人驚詫莫名，難以理解。其實這是毫不足怪的。長期處于封閉狀態的嶺南人，對山水相連的港澳地區尚且一無所知，更何況遙遠的西方世界!當猛然間發現，國門外的世界交織著的是真假難辨的燦爛光華，自不免眼花繚亂，出現短暫的眩暈;一種急于嘗試和享受的沖動，也使嶺南人一時無法進行冷靜的選擇。在深深激動的感官享受的同時，必然也帶著盲目和迷惑的顫慓。

第二階段為1984年至1989年，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時期。這一時期嶺南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都有了較高層次的發展。從總體上看，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正在支配和制約著人們的文化取向;人們的文化參與自覺性大大增強，文化個性的自我塑造意識明顯取代了初期的盲目性和自發性。

隨著市場經濟模式日漸取代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人們發現：一切文化的享受和參與，都帶有明顯的商品的性質。市場經濟引入的商品機制，向人們提出了一個極為嚴峻的挑戰;人們必須在激烈的競爭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存在意義;商品經濟機制的規律要求人們應該是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強者，而不是只會沉迷于現代物質文化享受的懶漢。初期的盲目的西方文化熱，終于轉而為冷靜的重新認識、篩選和整合;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在引導嶺南人逐步進入到自我充實、自我形象改造、自我價值實現的較高的文化層次上。

自1984年以來，便已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實際工作中，深感自己的知識結構，專業技能、管理知識、文化素養等方面已無法適應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只受過高中教育的年輕人，為彌補在“讀書無用論”中所受到的損失，開始積極地參加各種不同層次的大專院校開設的各種業余專業技術大專班的學習;還有更多的年輕人進入各種短期專業技術培訓班。一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為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也都利用業余時間參加各種文化藝術團體，或學習文藝創作和欣賞，或進入攝影、繪畫、書法、音樂、棋藝等多姿多彩的世界中。文化熱在升溫，然而卻正在轉向對知識的追求，對個人修養、氣質、風度的重塑。

重視精神文化的參與，不僅只在大中城市中出現，而且也在一些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實力雄厚的鄉鎮出現。據一分調查報告介紹，東莞市虎門鎮這個一百五十多年前因銷毀英商鴉片而聞名于世的珠江古要塞，在1989年時，便已洗盡了過去貧窮落后的印跡。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使人們對文化追求和參與的品位大大提高，低層次的娛樂文化吸引力已逐漸減弱，不少年輕人的追求正在轉向知識技能的提高。幾年來，全鎮辦起了電子、外語、計算機技術、會計等二十七個學科的專業培訓班，參加學習人數四百多人;電視大學、函授大學學員達一百二十多人。這是過去根本辦不到，也不可能出現的。

第三階段為1990年以來，嶺南文化已開始成為最具強勢和沖擊力的地域文化，正挾裹著雄勁的工商業文化旋風，跨越五嶺，在廣袤的神州大地沖擊著傳統的、老大的、自滿自足的華夏文明，人們以一種極為復雜的心情，戲稱之為“廣東文化北伐”。在上個世紀末，嶺南文化曾因得西方風氣之先而開全國風氣之先，發動過創造新中國的“文化北伐”、“政治北伐”、“軍事北伐”;在20世紀末的90年代，嶺南文化又一次得西方風氣之先，開全國風氣之先;又一次發動了氣勢雄勁的“文化北伐”。其深遠的意義就是要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擔任開路先鋒。幾乎是一夜之間冒起的工商業文化，作為嶺南文化的主流，自90年代以來，確實已經流向中原大地。人們的一些口頭創作，便極為形象生動地作了清晰的表述：“要看中國的二千年，請到西安;要看中國的五百年，請到北京;要看中國的一百年，請到上海;要看中國的近十年，請到廣東。”這則民謠的含義就在于：近十年來，嶺南人在工商業文化價值觀念上所表現出來的重商務實、開拓進取、開放兼容的理性精神、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經濟觀念，自主經營、創新求變、敢為天下先的企業家精神，從廣州市企業中開創的中國式的企業文化概念和基本構架等等，已經進入內地的大中城市，以一種進取的、雄勁的姿態，向著計劃經濟早已蔞縮的體制發出挑戰。文化憑著經濟的實力而傳播的規律，通過嶺南強勁的地域文化傳播于神州大地而又一次得到了有效的驗證。

當代嶺南文化的“北伐”，顯然不僅限于早已聞名于世的粵式飲食文化，也不僅只限于以新潮的時裝取代了“穿在上海”的地位。嶺南當代的文化觀念，更以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沖擊著神州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居室革命、廚房革命、廁所革命已成時髦;傳統的家庭結構，婚戀觀念、個人價值、職業選擇、人際交往等等都發生顯著的觀念上和價值取向上的變革。一種更為自主和平等的人格，更為自由開放的風氣，也已成了勢不可擋的潮流，在神州大地上奔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