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三大民系人文風貌·客家民系文化

(1) 中原移民的后裔

客家民系居民是自兩晉以來南移至嶺南落籍的中原人的后裔。最早的一批移民的主流是兩晉時期的“衣冠望族”和朝廷命官。西晉滅亡后，這批“望族”、“命官”中的大部分隨晉王室遷至江南定居，小部分進入嶺南;以后在南朝宋、齊、梁、陳各代交替變換時期，在唐末、五代時期，中原移民陸續不斷地流向嶺南;至兩宋第二次中原南遷移民高峰期后，嶺南移民人數大增而成為一個獨特的民系。

客家民系的分布范圍幾乎遍及我國南方各省、區、鮮明地顯露出中原移民流動性大，落籍選擇性強的特點。據我國著名客家學者羅香林于1950年發表的《客家源流考》之不完全統計，客家人遍布于廣東、江西、福建、臺灣、廣西、湖南、四川、西康(現已并入四川)、貴州等九省區的一百八十個縣市。其中純客家人的縣市有三十四個，其余的一百四十六個縣市是客土混合地區。因此，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在《臨川語系》(1936年出版)中說：“如果有人把客家問題徹底地研究清楚，那末，關于一部分中國民族遷徙的途徑和語言演變的歷程，我們就可以認識了多一半。”可惜，時至今日，我們仍未能將客家民系研究清楚。就是客家方言，我們也未能徹底了解其最早的源流和后來的演變過程。這種奇特的方言，在遍布南方各省的客家人中是共同交往的“普通話”，成為識別客家人的主要標志。這一現象何以會產生，也像謎一樣地難以破譯。整個客家民系人口總數，至今也還未有確切的統計。關于客家民系的研究，始于30年代，抗日戰爭以后被迫停頓，新中國成立以后，因眾所周知的原因，也沒有恢復研究工作，直至80年代，才又在民系活動和學術研究領域中活躍起來，但也僅僅是一個可喜的開始。這里僅就嶺南地區主要是廣東地區的客家民系文化，作一些粗略的探討。

(2) 廣東客家民系的分布及客家方言

目前全國客家總人口有多少? 實在是眾說紛紜。有說三千多萬的，有說四千多萬的，還有說五千萬的。但廣東的客家人總數還是有較準確的統計。據司徒尚紀著《廣東文化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提供的數字，為約1150萬，在遍布南方各省的客家人中是人數最多的省分。廣東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粵東和粵北的二十多個縣市，而散居的廣東客家人，則遍布于全省九十九個縣市。其中純客家人的縣市有十五個。

有學者認為，“客家”之名主要是兩宋移民在戶籍立冊中被列為客籍之故。近來也有對此持異議的。其實，“客家”的稱謂與宋代戶籍分主客立冊固然不無關系，但民間約定俗成的稱謂，似更為合理。在大批移民涌入嶺南的兩宋時代，嶺南土著(當地漢人)很自然地視移民為“客”而稱之為“客人”、“客家人”，久而成習，連移民們也自稱為客家人了。這種推測，雖無史實可據，卻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

廣東客家人因為是中原南逃的移民，飽受戰禍之苦，所以到嶺南后都急欲求得一方無戰禍的凈土，而廣東能為移民們提供的落籍安身之地，卻只有荒野深山，因此廣東有諺說：“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最早的客家先民，多聚居于粵東今梅縣一帶和粵北的韶關地區。從而使這兩個地區有著多個純客家縣市。后來因人口增長而難以維持正常生活，一部分人被迫再次遷移，到全省各地尋覓新的安身落籍地，卻依舊保持著聚族而居的傳統生活和習慣。于是，在珠江三角洲、粵西山區、韓江流域等偏僻山區，便出現了星羅棋布的客家鄉、客家村，有如在其他民系居民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島。

客家人無論是在純客家縣市或是在其他土著居民群落中的孤獨的客家小村中，都堅持講自成體系的客家方言——客家話。因地區不同，客家話又稱客話、��話、麻介話、新民話、土廣東話等等。目前方言學家已確定梅縣方音為客家方言的標準音。廣東各地的客家方言雖各有差異，有個別地方甚至與梅縣標準音相差頗大，但各地客家人在基本上還是可以相互交流。由于客家方言有較大的穩定性，又是廣東三大方言中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所以客家人講普通話，總是帶有較濃重的客家方音。有不少客家人講的普通話，甚至基本上是客家書面語。正因為這樣，不管客家人走到哪里，都可以在人們南腔北調的言談中發現自己的大老鄉客家人。

(3) 客家民系的人文風貌

客家先民雖在兩晉之前便有進入嶺南定居的，但其主流和主體，卻是兩晉移民高潮中的中原封建大族世家，即從魏晉以來形成的“衣冠望族”。兩晉時的“衣冠望族”，不僅是晉王朝統治階層的貴族顯宦，而且在其家鄉地方，即所謂發祥的望地，都享有極高的權力和地位，有些還是周圍幾百里內執牛耳的望族之首。這些望族中不少人還有世襲的爵位，不僅世代為封建王朝的高官，而且在地方上的地位也是世代不變的。在西晉滅亡，東晉王朝南渡之際，衣冠望族或先于司馬氏王朝南遷，或隨王朝渡過長江后依然成為朝廷命官，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地位，都日益成為偏安江左的東晉王朝的支柱。盡管其中的一大批家族在當時或以后被迫輾轉移入嶺南定居，但那種威嚴和氣派卻并未被逃亡生活洗涮凈盡。每個家族在逃亡時都極力保持其完整性，不少到達嶺南后仍然是一個家族的整體。他們在定居嶺南后，憑籍家族人多勢眾和強固的封建宗法制的凝聚力，使原來的一整套封建傳統文化，得以在開辟荒蕪、耕讀兼顧、重建家園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下來，并世代相傳。自覺的強烈的政治意識和家族觀念，以及原來出身高貴，標榜書香世家、耕讀傳家的文化優越感和經歷兵禍逃亡驚變而猶有余悸的危機感，使客家先民選擇荒僻山野時，建起了足以防御流寇亂兵的獨特而堅固的封閉式圍屋，過著與嶺南當地居民不相往來的生活。他們自我封閉地過著自耕自足的艱苦生活，從而形成了刻苦自勵，自信自足，獨立特行的文化性格和氣質。

與廣府人相比較，客家人更重視祖宗的榮譽和恩澤，家族觀念極濃厚，蘊含著強烈的根源感。客家人中傳統的諺語是：“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這大概是客家人無論走到哪里，都始終堅持講客家話的重要原因吧。客家人極重視向子孫宣揚本族先人世為望族的榮耀，因而每個族姓都有自己的堂聯、族譜、家譜，具體記錄著祖先的望地、世家、官職、功勛、煊赫地位及南遷過程。如廣東和平縣《徐氏族譜》載：“吾祖德隆，實積之六世孫。王父曰暄，為宋寧宗時都統，扼于權奸，去位。卜居于豫章之吉水。孫男二、道隆、德隆，均先后為度宗時提刑。解組未兀，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戰而父子俱歿;德隆則隨宋帝度嶺而南。迨宋祚已絕，義不臣元，遂擇龍川烏龍鎮(即今和平縣)居之。”這一段記載，著重頌揚了祖先忠君報國，誓不為元降臣的高風亮節，確有激勵子孫忠君愛國和奮發圖強的作用。

客家人為了同樣的原因，幾乎每家每戶都在大門楣上寫上本族的堂號，在大門兩側或在廳堂內祖先靈位兩側貼上堂聯。堂號的作用在于標榜祖先的望地郡名;堂聯則多以上聯標明家族的發祥地或望地郡名，以下聯宣揚祖德。堂聯又分兩種;貼于大門兩側的門聯，每聯多為四言;用于宗祠、祖祠或祖堂的，字數較多，每聯從十數字至數十字不等。如梅縣王氏，堂號“三槐堂”，大門兩側堂聯為“三槐世德;兩晉家聲”。據王姓族人說，他們都是東晉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從山東舉家先遷浙江會稽定居時，在家門前親手種植了三棵槐樹，以示不忘根源之意。后代于兩宋時輾轉遷至廣東梅縣或其他地方的，便都以“三槐堂”為堂名。又如深圳市坪山坑梓鎮黃姓祖屋：堂名為“江夏堂”，其祖堂兩側的堂聯為：“湘水紹家聲肯構肯堂位葉巽乾鐘地脈;穎川傳世澤善繼善述序分昭穆振人文。”

由此可見，每一家族的堂號堂聯，都可以說是某一族姓的簡史，對于研究中華民族史上的遷徙、衍化、發展、社會心理、文化傳統、客家的淵源，都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寶貴資料。

為光大門楣，重振家聲，客家人在嶺南山僻荒野埋頭苦干，培養了自信自強，克勤克儉吃大苦、耐大勞的品德風尚。客家人中產生的一些俗諺，很能表現這種性格和風尚。如“扎起毛辮做贏人”，“勤勞耕作，有食有著(穿)”等。但崇山峻嶺中能為客家人提供的耕地實在太少了，以農耕為業是很難維持越來越多的人口增長所需的。因此青壯年大都走出貧脊的山區家園，四出謀生。或苦讀成才，或棄農從商，或賣身為奴(俗稱“賣豬仔”)，到海外去謀求生路。從而又培養了客家人的開拓創業精神。這種開拓精神，與廣府人明顯不同，廣府人的開拓精神源于海洋文化和商品意識，客家人則憑的是華夏傳統文化的宗族根源意識。因此，客家人在國內無論如何發跡，總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家園和祖先;客家籍華僑，華人遍布全球。卻多是不忘祖宗言、不改鄉音，熱忱于服務鄉梓的有心人。

客家人秉承中原漢文化的氣質，有著“詩禮傳家”、“書香門第”的家風，崇尚讀書，尊師重教，具有較高的傳統文化素質。其中梅縣的讀書成風，更為突出。

原為嘉應州的梅縣，歷來傳誦著一個讀書成風的古老傳說。據說，東晉末年，古安定郡(今甘肅)望族程姓裔孫程旼，輾轉南遷至嶺南義化鄉(即今梅縣)，結廬江濱，隱居讀書，以德行高潔著稱鄉里，深為鄉民信賴，都自愿以程旼為楷模，熱衷讀書，成一時風氣，民風由此而日趨淳樸。據當地學者考究認為：梅縣的讀書風氣始于東晉。

程旼的傳說且不去考究，從實際情況看，梅縣人的讀書風氣，一是起因于“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傳統;二是為貧困的狀況逼迫，以讀書舌耕，當教師為謀生的手段。南宋紹興年間任梅州知州的方漸便曾說：“梅人無植產，持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嘉應州志》也說：“士喜讀書，多舌耕，雖窮困至老，不肯輟業。”久而形成以讀書上進為榮，不讀書不識字為恥的觀念。有一首兒歌唱道：“蟾蜍羅，背駝駝，不讀書，無老婆。”讀書已被看作是成家立業的必要條件了。

這種讀書成風的環境氛圍，激勵著客家男兒苦讀，而且歷代頗有人才。進入清代，讀書赴試的人日增。如清雍正年，梅縣地區改設嘉應州后，每年應童子試科考試的，都在萬人以上，為嶺南各州之冠。乾嘉之際，廣東一連五科解元梁念祖、宋湘、葉鈞、丘單霖、李汝謙，都是嘉應州人。因此而有“五科五解”的佳話。乾隆十三年(1748)河北通州人王之正任嘉應州知州，盛贊州內文風之盛，特在州衙照壁上題寫了“人文秀區”四個大字。從此，梅縣便長期地享有“文化之鄉”的美譽。

客家男兒能專心致意讀書有成，有賴于客家婦女的無私奉獻。客家婦女不纏足，自幼跟著父母上山割草、下地種田，身強體壯，勤勞刻苦，且學會大小農活、家務，是家庭中的頂梁柱和主心骨。因此，客家人雖是傳統文化觀念的忠實守護者和身體力行者，但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卻相對輕淡。嶺南的客家人往往以無比自豪和滿足的神情，評價客家婦女是“四頭四尾——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的無所不能的女性。有一首客家山歌唱道：“娶妻愛娶客家人，客家妹子世情。田邊一日做到暗，灶頭鍋尾又無停。”足見客家婦女在客家男性心目中的地位。

唱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獨特景觀，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客家山歌頗有《詩經》賦、比、興的遺風，往往先以景物起興，多用雙關、比喻、重章迭句等表現手法。唱腔因地而異，但字數、句數卻大致為七言四句，句中可加襯字，一、二、四句押平聲韻。唱歌時，歌詞全由唱歌者臨時編湊，若逢山歌對放，雙方歌手隨唱隨編，一唱一和，互相比斗，直到一方詞窮認輸為止。大型山歌對放，人數可多達數百人，場面熱烈，情緒高漲，蔚為壯觀。

客家山歌內容廣泛，生活氣息濃郁，形象生動，比喻豐富，通俗易懂，音樂性強，尤以情歌為佳。如“若愛摘花入花園，哥愛戀妹早開言。世上只有藤纏樹，唔曾見過樹纏藤。”等，便顯得大膽熱烈，詩意盎然。然而，能唱出如此精彩山歌的，并非飽讀詩書的才子佳人，卻往往是不識字的農婦村姑，是真正的人民口頭創作。

(4) 刻著移民文化印痕的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是在中原傳統民居建筑的基礎上，根據遷徙定居地的地形地貌、氣候環境、治安防衛及聚族而居等具體情況創造的型制多樣、風格獨特的住宅建筑。這些獨特的民居，深深地刻著移民文化的印痕。客家人既深受封建宗法禮教影響，極重視家族的一統和諧，到嶺南定居地后又因主客觀原因而與主戶或土族不相融洽，往往發生糾紛爭斗，因而更要求家族人多勢眾，團結和諧，互相守助，以抗外侮，在激烈的競爭中求生存。有一座巨大而堅固、易于聚族而居、具較強防御功能的住宅，便成了客家人的實際需要。于是出現了地基寬敞，房間眾多、廳庭闊大、墻壁堅厚、外觀整齊的各種型制的客家民居。其中以圍樓和圍龍屋兩種型制最具特色。

圍樓外型或圓或方，有如堡壘。實際上也具有堡壘的功能。大型圍樓占地二十余畝，高達三十米以上，多為五層。圓形或方形的外墻厚達一米以上，用生黏土、粗沙、石灰混合夯砸而成，如鋼筋混凝土般堅固。只有一個供出入的大門，門板用上好原木外加鐵板制成，厚實堅牢。門內設置用直柱、橫木交叉組合的杠栓，大門一關，外敵便被拒于圍樓外，無計可施。在過去軍械裝備落后的情況下，這樣的圍樓可稱得上固若金湯。為加強防御安全系數，圍樓內房屋的底層沒有窗戶。二層以上按一定方位開設小窗，平時用以采光，有盜警時便成了殺傷敵人的箭垛或槍炮眼。

圍樓內挖有水井，供人畜飲用。一層是雜物室、牲口欄、廁所等;二層主要是糧食倉庫;三層以上住人，家族內各家庭按一定之規分得一定數量的生活用房。圍樓內中空的場地是家族公有的活動空間。圍樓的型制規模巨大，為的是可以容納數百人的整個家族。家族中各個小家庭平日各自為生，日出而作，日落便返回圍樓內，大門一關，既安全又可互相照顧，可謂高枕無憂。

目前人們說起客家圍樓，多會想到福建永定縣的土樓奇特景觀，其實，廣東梅縣地區也有不少這類土樓。如梅州市大埔縣桃園鎮的“陳屋樓”，不僅外形完整，而且還保留著興建時立的《碑志》。志中說明該樓建于清雍正辛亥年，即公元1731年，距今已有260多年歷史。“陳屋樓”人丁最旺時，曾住有三百多口人。

隨著客家人人口的不斷繁衍，外出謀生者日眾，傳統的家族制逐漸解體，因而自本世紀以來，已很少有人再建造圍樓了。

圍龍屋是廣東客家人最具風格的獨創，它與北京四合院，陜西窯洞、廣西干欄、云南一顆印，同被中外建筑學界稱為我國漢族民居的五大特色。

圍龍屋多建于山坡斜地，背靠山丘，坐北向南，以大門正門為基準取中軸線，多數是一進三廳兩橫(廂)一圍。即以大門正門為主體，入門后是天井、之后是供奉祖先靈位的正廳;天井左右是東西側廳;正廳后是半圓形后墻及多間房間;大門兩側開東西側門，由南至北直至山坡前半圓形圍墻(與正廳后半圓形圍墻一體構成“圍龍”)，各建廂房(橫屋)幾間至十多間。整座圍龍屋形如馬蹄，屋門前是三合土夯砸成的曬坪，用以曬糧食及大型集體活動。曬坪前是一半月形水塘，既可養魚，又可防火，還可調節小氣候。后山上種植風圍林，有調節小氣候、保護水土，加固屋基之功。整個圍龍屋從山丘前半圓形屋墻至半月形水塘，構成整體，形如一幅完整的太極圖。圍龍屋的規模雖比不上圍樓，但小的可容納數十口人的家族聚居;大型的圍龍屋更可容納數百人。圍龍屋是廣東客家人比較普遍的民居，幾乎在所有客家人聚居的村寨都可以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