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閩文化·八閩文學與方言·宋元文學

宋代福建文壇呈現出群星競輝的景象。《宋史·文苑傳》登錄的宋代著名文人九十人中有八位福建人，列全國第六位。《全宋詞》輯錄的一千多位作家中，福建的北宋詞人有十七位，占全國第六位;南宋有一百一十人，占全國第三位。宋代重詩賦取士，故中舉人數很能說明一個地區的文學情況。前述福建宋代進士達七千人之多，可知福建文壇之繁榮。

宋代，柳永、楊億、蔡襄、劉克莊等具有全國影響的福建籍文人，成為宋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柳永作為北宋的第一位專業詞人，繼承和發展了民間慢詞，使詞能容納更多的內容，為抒情、寫景、敘事、說理等提供了更好的文學形式。柳永最成功的詞作，如《八聲甘州》《雨霖鈴》等就是用慢詞形式來表達的。柳永還大量采用民間俚語入詞，使詞的語言進一步通俗化和口語化，一掃晚唐五代詞人的雕琢習氣。楊億作為朝廷重臣，首創“西崑體”，在宋初風靡了數十年。蔡襄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古文家，深受韓愈、歐陽修的影響。他的不少政論性文章，如《乞罷呂夷簡商量國事》《廢貪贓》《強兵》《富國》等都是思想性好，說服力強，語言明暢，邏輯嚴密的好文章。其他如《祭范侍郎文》，悼念亡友，感情真摯，悽惻動人。他的詩內容豐富，平白流暢，清新明快。劉克莊是南宋后期福建文壇杰出的文學家，其創作數量宏富，體裁多樣，題材廣泛，思想深刻。他的詞發展了辛詞奔放、疏宕的一面，筆調慷慨悲壯，感情激烈，氣魄雄偉;他的詩早期沾染江湖詩人習氣，后期深受陸游的影響。他的詩詞中，主張堅決抗金，反對投降，抒發個人抱負無法施展的憤懣，關心民族命運，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廣為傳誦，成就最高，如《賀新郎·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端嘉雜詩二十首》《苦寒行》《軍中樂》等。

宋代，在宋金、宋元對峙中，民族矛盾尖銳，福建雖然地處全國的大后方，但亦涌現出一批抗金抗元文學。如李綱、張元幹、鄧肅、劉子翚、劉克莊等，他們的抗金抗元思想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感情凝聚在其創作中。李綱不僅親自執劍披甲，馳騁沙場抗擊金兵，而且在許多詩篇中，以高昂的格調和雄渾的氣勢表明了自己保家衛國的決心和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壯志：“古來節士志溝壑，笑視生死同埃塵，甘心刀鋸蹈鼎鑊，為國詎免危其身。”(《梁溪集》卷三十三)他的詩詞喊出了人民抗金斗爭的呼聲，反映了這場斗爭的歷史面貌和精神。李綱是北宋時代第一個最突出的用詞來反映愛國題材的詞人，他的愛國詞篇為后來的張元幹、辛棄疾等人起了開先河的作用。南宋初年，張元幹面對中原淪陷、胡虜猖獗的現實，產生了一種洗雪國恥的悲壯情懷。在托景抒情中，詩人運用比喻手法和大膽想象，“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蘆川詞·石州慢》)，志氣凌云，豪情橫溢。劉子翚看到金人入侵勢如驚濤駭浪，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立志“鼓銳梯飛壁，彎強矢及門;黔黎驚瓦解，冠蓋盡星奔”(《屏山集》卷十五)。但是，趙宋統治者卻仍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內柳東風軟，宮花麗日喧”(《屏山集》卷十五)。詩人晚年眼看故國淪落敵手，自己的報國之心屢遭破滅，不禁老淚縱橫：“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如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灑淚向南云”(《屏山集》卷十六)。

宋亡之后，福建的謝翱、鄭思肖、真山民、林同、黃公紹、陳文龍等人不忘故國，悲切激憤，瀝血為語，形成了福建的遺民文學。南宋末年，謝翱傾家率鄉民數百人參加文天祥的抗元軍隊。文天祥兵敗殉國后，他變名逃亡，顛沛流離。詩人對文天祥感情至深，一生寫了不少懷念哀悼的詩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千古為人傳誦的《登西臺慟哭記》。作品所表達的悼念之情，亡國之痛，沉郁悲壯，感慨凄涼，是一般詩人所未曾達到的境界。宋亡之后，鄭思肖作為遺民，親受亡國的恥辱和異族的欺凌，心中充滿了仇恨。在《三礪》《四礪》中，詩人渴望“我生一雙霹靂手，終碎此虜為齏粉”;(《鐵函心史·三礪》)“愿身化作劍，飛去斬樓蘭”(《鐵函心史·四礪》)字里行間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表現了詩人氣吞山河的英勇氣概。鄭思肖的詩篇感情激烈，真摯動人，含意深廣，史稱“每有一作，倍懷哀痛，直若鋒刃之加于心，若語流出肺腑間，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一長歌”(《鐵函心史·大義集》)。真山民在宋亡之后，竄跡隱蹤，不求見知于世。他的隱居生活是清苦孤寂的，但卻不后悔，矢志不移：“寒齋淡無味，孤坐思悠悠。時事三緘口，年光一轉頭。有書遮老眼，無藥療閑愁。假使丹心在，衰遲也合休”(《真山民集·獨坐》)。

宋代，福建文人眾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品評賞析，切磋研求，蔚為風氣。終宋一代，福建出現不少詩文評著作，如嚴羽的《滄浪詩話》、敖陶孫的《詩評》、吳可的《藏海詩語》、黃徹的《䂬溪詩話》、蔡夢弼的《草堂詩話》、章淵的《槁簡贅筆》、蔡的《金玉詩話》、曾慥的《高齋詩話》、劉克莊的《后村詩話》、魏慶之的《詩人玉屑》、方深道輯的《諸家老杜詩評》等。在這諸多的詩文評著作中，嚴羽的《滄浪詩話》是宋代最系統，水平最高的詩歌理論專著，對后世影響深遠。嚴羽的詩歌理論中最為著名的是“妙悟”說，即學詩必須心領神會，融匯貫通。嚴羽還認為詩的美學意境應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后世竟陵派的“不可思議”或“說不出”論，王士禎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等，或多或少都受到這部書的影響。敖陶孫的《詩評》，全篇不到五百字，但卻評述了魏到宋二十幾位名家，相當扼要簡潔。其中對一些詩人風格上的評價較為雅確，如“魏武帝為幽燕老將，氣韻沉雄”，短短數言，道出了建安風骨的精神;“白樂天為山東父老話農桑，言之皆實”，也點出白居易詩的淺切。

宋代，福建文壇繁榮，流派紛呈，作家輩出，除上述已介紹者外，比較著名的還有代表現實主義流派的鄭俠、真德秀、王邁，代表隱逸派的蕭德藻、鄭樵、黃昇、劉學箕、葉紹翁、馮夢得，以及陳襄、陳瓘、蔡伸、黃公度等。

宋代，福建的小說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鄭文寶的《南唐近事》、曾慥的《類說》、《高齋漫錄》、吳處原的《青箱雜記》、莊季裕的《雞肋篇》、蔡絛的《鐵圍山叢讀》、陳善的《捫虱新話》、陳長方的《步里客讀》、葉紹翁的《四朝聞錄》等，雖然都可歸入雜記、筆記文學之例，但它們中的一些篇章有的記載仙鬼物怪，有的記載軼聞軼事，情節結構已較完整，主題也較明顯，并有較多的虛構成份，已具有較成熟的小說形式了。

元代，文學以曲最富有特色。但元代福建文壇卻仍為詩所統治，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福建偏于東南隅，距元曲活動中心地區甚遠，更兼山川險阻，交通不便;二是福建的文人自宋以來受理學的影響很深，正統觀念強，對于大都盛行的北曲，大江南北盛行的南曲，不感興趣，心理上有抵觸隔閡。因此，元曲這一新興的文學形式，對福建的影響甚微。

元代民族矛盾尖銳，福建絕大部分文人不滿蒙古貴族的統治，他們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寄跡樵渚，隱居鄉間，終身不仕元廷，作為對元統治者的否定與反抗，這類文人中以黃鎮成、洪希文、釋大圭為代表。黃鎮成寫了不少暴露元代黑暗現實的詩，如《采薇行》《負薪行》等描寫了農民缺食少衣的生活;《莫猺行》則揭露戰禍對民家的摧殘：“千村一過如蝗落，婦滿軍中金滿橐”，高度形象地概括了兵鋒所至，茅舍為墟，搶劫奸淫，無惡不作的戰亂景象。釋大圭雖然出家為僧，但并非絕跡塵世，現實的黑暗和不平，常常激蕩他的胸懷。《夢觀集》卷二《僧兵守城行》描寫了泉州一帶僧人為官吏所驅，參與守城打仗。眾僧光著頭，身著戎裝，以竹作兜鍪，以長干為槍槊，唯官吏的吆喝指使是從。釋大圭認為這種佛法掃地的局面，關鍵在于官府的盤剝百姓，使饑民聚為盜。釋大圭詩中對驅僧為兵內容的描寫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少有的，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元代，福建還有一小部分文人，如閩中四名士盧琦、陳旅、林泉生、林以順等，雖然都在元廷任過官，但在仕途上或多或少受到異族的歧視和排擠，因此，在文學作品中，不時流露出對元民族歧視政策的不滿，感嘆宦途的艱險和淡淡的亡國哀思。陳旅身為元廷微臣，仁途上被棄擲的危險時時存在，因此發出：“堪笑子云能作賦，獨騎羸馬后奚官”(《安雅堂集》卷二)。林泉生雖仕元廷，但內心深處仍有懷念故國和民族英雄的情感。在《岳王廟二首》中憑吊南宋的覆亡和怨恨英雄的屈死。

元代閩籍文人中地位最高的是楊載，與當時的虞集、范槨、揭傒斯齊名，合稱元詩“四大家”。史載楊載曾謂學者曰：“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元史·楊載傳》)。黃清老的詩亦師宗唐詩，前人評其詩：“為文馴雅，詩飄逸有盛唐風。”楊載與黃清老開閩詩復古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