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吳越濃厚的尚文風氣·吳越發達的文化教育事業

文化教育事業的發達，既是尚文的表現，又是尚文風氣形成的原因之一。

官學 中國文化教育復興于宋代。東漢以后，朝廷博士制度衰落，學業多限門第。到了北宋初期，最高統治者鑒于藩鎮割據的教訓，采取“右文”政策。于是，重振儒學，太學與各地郡縣之學復蘇。興學運動始于宋太宗慶歷年間，倡導人是范仲淹。范氏對政府科考取人不經正規學習意見很大。他任參知政事后，便敦促太宗，下詔各州縣，設立學校，聘請名師主講，并且規定不入官學不能應舉。于是，為了入仕，學子紛紛進官學學習，學校大盛。以后王安石、蔡京主政時，又有過兩次大規模興學運動，故宋代郡縣學特盛。

吳越地區是最早興學之地。這和胡瑗(9931059)的努力分不開。胡瑗是宋代教育的鼻祖。范仲淹任職蘇州時，出于興學想法，讓宅建學，聘胡瑗為蘇州府學教授。蘇州人“從者日眾，人文骎起”。后來，胡瑗又到浙江湖州府任教授，歐陽修稱：“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傳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歐陽文忠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慶歷四年，太宗下令復學，范仲淹又把胡瑗召去主持太學，于是，胡瑗的分科教學又成了太學教育法。胡瑗教育內容分二類，一類是“經義”齋，學習六經;一類是“治事”齋，研究致用之學，比較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應該說較科學，故明代學者程敏政稱“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月河精舍叢鈔·安定言行錄》上)。由于吳越地區經濟較發達，讀書求功名習濃，所以，吳越地區的官學一直比較發達。

義塾 吳越地區宗法觀念強，人民多聚族而居。大的宗族也興辦學校，稱“義塾”。如果把縣、郡兩級官學稱為“中等教育”，那么，義塾不妨可理解為“初級教育”，猶今天的小學。吳越地區義塾不少，如浙東地區，著名的義塾有東陽南溪蔣氏義塾、諸暨白門方氏義塾、浦江麟溪鄭氏義塾(又稱東陽精舍、東陽書院)、鎮海十七房鄭氏義塾等。義塾多為免費學校，同宗的窮人、富人子弟都可以受教，它無疑為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書院 書院有多種類型，有的類義塾，如浦江麟溪鄭氏義學，便又名東明書院。東陽郭氏的石洞書院、西園書院、南湖書院，也主要是延名師教授子弟的。有的類官學，元明清時期，書院的官學化傾向很重，尤其是清代書院，多習考課，和官學差異不大。有的類研究所，有的書院政治色彩很濃，如東林書院。最有意義、最值介紹是后兩類書院。

作為研究所式書院，始于南宋。這和理學、浙學的興起分不開。理學是一種講性理的新儒學，理學要傳播開去，必定要設館授徒。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同時也是講學式書院的開創者。朱熹一生十分重講學，復建白鹿洞書院，作《揭示》，親任主講;建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寒泉精舍，傳播理學，四方士友，來學者甚眾。呂祖謙講于麗澤書院，傳播婺學。象山書院傳播陸學。弟子們建的書院更多，如浙東的四明學派，傳播陸學，多建書院，楊簡講于碧沚書院、慈湖書院，袁燮講于城南樓氏精舍，沈煥講于竹洲書院。楊簡弟子桂萬榮則作石坡書院傳楊學，另一弟子童居易的孫子，則建杜洲六先生書院。南宋至元代，講程朱理學和陸學的書院特盛。明初程朱理學漸趨僵化，書院一度沉寂。到了明中葉，由于王學的興起，書院講學風氣復熾。王陽明為傳播心學，走到哪里講到哪里。他死后，弟子為紀念他，紛紛修起了書院。整個晚明時期，由于王學的熾盛，全國各地的講學風、建書院風特盛。甚至清初還有些書院仍講理學，如關中書院、鰲峰書院、姚江書院、漳南書院、東林書院、紫陽書院、還古書院等。

到了清初，書院的講學內容發生變化，由理學而轉向經史實用之學，“前此講堂錮疾為之一變”(《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院記》)。宋明理學發展到晚明的王學末流，“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束書而從事于游談”(《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贈編修弁王吳君墓志銘》)，必然引起務實學者的反感。晚明社會危機加深、實學思潮逐漸興起，王學開始遭到批判。反王學的發源地是吳地。吳下素輕心學。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松江學人何良俊到北京，謁拜其師、王學弟子聶豹。聶豹問何氏：“別來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何氏答曰：“二十年來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涉獵兩遍。”聶豹不高興地說：“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個上”。何氏聽了，心中很不服氣，“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三代而下以至于今，經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茍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于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紛集，則茫然無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于病，其人遂成沉痼矣! 可無懼哉!”(《四友齋叢說》卷五)何良俊的這番話，典型地反映出了吳地學人普遍重經史的一些想法。

由于吳地素有重讀經史風，因而到萬歷末年，無錫顧憲成兄弟重建東林書院時，便提出了“尊經復古”的口號。復社也以“復興古學”相標榜。特別是錢謙益也大聲疾呼“通經汲古”口號。由于錢氏是晚明一代文宗，所以，他的倡議，對晚生后進尤有影響力。其弟子、汲古閣主人毛晉，響應老師號召，重刊“十三經”、“十七史”，引導全國士人讀經讀史，則直接促進了這一學風的形成。

浙地是王學的發源地，自明中葉后，浙江王學熾盛。由于浙東禪派佛學旺盛，不久，王學便和禪學日漸合流。黃宗羲所謂的束書不觀，主要指浙東的王學。浙東最早憎恨這一學風的是黃氏老師劉宗周。天啟年間，劉宗周在紹興開證人會(書院)，主要目的便是糾正這一風氣。他曾氣憤地說：“此乾坤何等時，猶堪吾輩從容擁皋比講學!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思復堂文集》卷一《劉門弟子傳序》)。劉宗周提出了“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偶而也主張讀“四書六籍”。后來，黃宗羲進一步發揮為“儒者經緯天地”，且接受了朋友錢謙益的主張，在浙東地區也大力提倡讀經讀史，以此作為“經世”的手段。

康熙六年，越中證人會重開。黃宗羲以其仍講理學，不悅，而甬上則有一批青年人足為其薪火之寄，乃移師甬上，別開甬上證人會。次年，即將證人會改為講五經之會。講經會前后持續了八年，來會者不下百余人，一時間，甬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學風，“經史之學蔚起，雨聚笠，宵繼燈，一振前輩之墜緒者”(《續甬上耆舊詩》卷七十七)。著名的清初浙東學派正式形成。

清初甬上講經會是中國第一個專講經史等實學的書院。此后，萬斯同在京、在甬，曾繼續主持過經史講會。吳地最早講經史實學的書院是雍正三年(1725)重建的蘇州紫陽書院。南京的鐘山書院也以講經史為主。這些都是中國較早講經史之學的書院。兩者相比，仍有些差異。黃宗羲、萬斯同等講經史之學，目的是為了求“大道”，即社會改革思想;而雍正以后則是為經史而講經史的，是純學術性的，是漢學意義上的經史之學。

漢學式書院的全盛期是乾嘉時期。其代表是嘉慶六年(1801)阮元創辦的杭州詁經精舍。詁經精舍以實事求是、崇尚漢學、培養經史學術人才為辦學宗旨，故其楹聯有云“公羊傳經，司馬著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詁經精舍前后持續百年多，培育了大批學人，李元度《阮文達公事略》稱“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述。東南人才，稱極盛焉”(《先正事略》)卷二十一)。一時，詁經精舍成了經史訓詁書院的楷模。嘉慶十年，兩江總督鐵保、江蘇巡撫伍志伊建蘇州正誼書院，也以講經史為主。即便到清代后期，吳越地區仍有模仿詁經精舍，崇尚經史訓詁的書院創建。上海龍門書院建于同治四年(1865)，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詁經精舍建立，光緒二年(1876)蘇淞太道馮氏創上海求志書院，光緒五年(1879)，寧紹臺道宗源翰建寧波辨志精舍，光緒十年(1884)江蘇學政黃體芳創江陰南菁書院，光緒十四年(1888)布政使黃彭年創蘇州學古堂，這些書院，皆以講經史為主。

吳越書院數量多，影響大，對吳越的文化建設、尤其是學術的繁榮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吳越地區人才多，著名學者多，這正是辦書院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