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哲學史學文學·史學

有了人類便有了人類的歷史，但早期人類并沒有歷史意識。三秦史學的發軔可追溯到西周周公召公之時。從那時起統治者經常主動宣講歷史上的人和事，作為自己政治活動的楷模與依據，自覺的歷史意識萌生了。如召公在《書·詔誥》中深刻剖析了夏商二代不敬德而喪失天命的教訓，總結出“敬德保民”以求“天命”永長的經驗。這是運用歷史知識指導現實政治活動的理性思維產物。周公對被征服的商人不厭其煩地宣講夏商亡國的歷史教訓，告誡他們遵從歷史規律，服從周朝統治。他指出：“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弊C明自己所講的夏商鼎革是有根據的信史。西周初年，統治者已十分重視史鑒作用，不斷告誡人們“殷鑒不遠”(《詩·大雅》)?！渡袝分械摹吨軙范酁槲髦茏髌?，是西周開國史跡的原始記錄。從史學角度，應屬于以記言為主結合記事的一種史書。秦始皇統一六國，變戰國百家爭鳴的春天為道路以目的寒冬。焚書坑儒阻滯了史學的發展。盛極一時的秦帝國所留史書僅《秦紀》一種，因大部分保存于《史記》中，后人還可以看到。其他竟無甚可說。

走過三代史學初萌的時期，三秦史學出現了《史記》《漢書》兩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這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著中國古代史學的成熟與空前繁榮。

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6年)，西漢龍門夏陽(今陜西韓城芝川鎮)人。曾為漢朝太史令。他繼承父親的遺志，在先秦史學的基礎上，創制了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史書體例，并用這五種體例相互補充相互聯系，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多達52.65萬字的通史巨著。司馬遷無愧古代第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

司馬遷為編著《史記》，花費了二十多年搜集材料，他閱讀了漢宮秘府的圖書檔案，調查了全國的古跡民俗，訪問了當時健在的各類人物，對史料進行了謹慎的甄別耙梳，顯示了他博聞強識而又實事求是的史學家的學識。司馬遷編寫《史記》的目的在于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彼允穼W家的敏銳目光在《貨殖列傳》中表現出對社會經濟關系的重視。他認為經濟發展有它本身的規律，而非行政命令可以勉強。人的社會地位、道德觀念，總是受其經濟地位左右。他對漢朝與匈奴、大宛、大月氏、越南、朝鮮的關系也頗為注意，為后來史書列外國志開辟了先河。他以縱覽三千年歷史(從上古直至西漢武帝)的自信，對以靠政治勢力取得顯赫地位高唱“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董仲舒公羊學派予以批駁，認為古往今來無時不在變。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卓越的史識。他熱情謳歌中國第一次農民起義——陳勝吳廣起義。在《陳涉世家》中他寫到“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逼涫芳业闹惫P精神為后世樹立了光輝榜樣。

《史記》不但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歷史巨著，其文字生動流暢，也是一部古代文學杰作。梁啟超稱贊司馬遷為“史界太祖”，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漢代另一部史學名著是《漢書》，它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敘述了西漢(包括王莽)229年的史事。班固是繼司馬遷后又一杰出史學家。故后世論史書，必舉《史》《漢》;論史才，必推班、馬。班固(32—92)，東漢右扶風安陵(今咸陽)人。父班彪、妹班昭都是史學家，弟班超是威震西域的著名政治家。班固幼承庭訓，聰慧超群?！熬艢q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后漢書·本傳》)后任蘭臺令史。一面典校秘書，一面編著國史。二十三至五十二歲，歷時三十年寫成《漢書》。其武帝以前史事多采用司馬遷的《史記》，但并非照搬原文，而是按他的原則加以創造補充。在體例上，他把《史記》里的“書”改為“志”，把“世家”并入“列傳”。全書用紀、表、志、傳四部分組成，彼此互為聯系，互為補充，形成統一整體。更重要的是班固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如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記述都比《史記》詳細全面。它為我國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經濟史、水利工程史、藝術史、目錄學以及歷史地理各學科都提供了一些開創性的著述。

從體例上講，他創立了《食貨志》，依據《平準書》的精神，創立《食貨志》一門，后來自《后漢書》到《清史稿》，正史多沿此制，為社會經濟史保存了珍貴材料。創立《藝文志》，中國最早的目錄學書是劉歆的《七略》，他依其分類，創立《藝文志》一門，后來史書都有《經籍志》《藝文志》，使人們得以知曉中國文化典籍的豐富。并指導人們去翻閱這些分門別類的古書，對于研究學術文化有很大幫助。創立《地理志》，班固以前地理內容多存于各類史書中。班固以后，史書多立《州郡志》《地形志》《郡縣志》《地理志》等。還首創了《宗室列傳》《皇后列傳》《外戚列傳》《古今人表》等。在史料方面，在司馬遷已記錄的武帝以前史實中，增補了如張騫、李陵等很多珍貴史料。

班固的歷史觀點不盡一致，如果說司馬遷把史學從神學的迷離下解放了出來，班固則信奉“五行循環論”和“天人感應”說，給史學又蒙上了神秘的面紗，這種歷史觀點是較落后的。但他發現歷史上成功人物是他們“遇其時”，失敗的人物是“不知時變”，從而提出要“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并且對于外戚、侫幸等顯赫一時的人物也直書其黑暗一面，這都是可貴和進步的。

隋唐建立，進入中國史學最繁榮的時期。隋文帝對歷史書籍與政治的關系有較清楚的認識，對修史十分重視，曾下令獻書一卷賞縑一匹。并禁止民間私撰國史。自西漢以來私人自發的修史工作，至隋而后成為朝廷有組織的事業。隋文帝曾命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等，更撰《魏書》以糾正魏收之失。命李德林修《齊史》、王劭撰《隋書》。煬帝時，命王胄修《大業起居注》等。但隋代短祚，只是為唐代史學界提供了一些史料。

至唐，帝王對史學的重視超乎以前各代。唐高祖李淵說是為了“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唐太宗李世民則說“欲覽前王之得，為在身之龜鏡”、“以古為鑒，可知興替”，總之其目的都是為了從歷代興衰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為鞏固統治的借鑒。李世民除自己重視歷史，還經常告誡大臣，“公事之閑，宜尋典籍”，多從歷史中吸取經驗，甚至自己親自領銜修撰《晉書》。統治者對史學社會功能認識的深化對史學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設立史館并實行宰相監修制度，這是古代修史制度的一個重大進步。魏征、李林甫等人都曾監領史館。唐代還建立了一套嚴密的征集史料制度。規定中央各職能部門以及地方各級政府軍隊等都應將各類材料按相應的渠道及時送交史館，以便記入國史。如：全國各地水、旱、蟲、霜、風、雹、地震等災害，由戶部及州縣報送災害時間及賑災等情況。蕃國朝貢，由鴻臚寺報送，內容包括外國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及國王名字等。利用這些材料修成的大量《實錄》《國史》等，為后來修兩唐書等奠定了基礎。嚴密的史料征集制度保證了唐修史書內容的完整性與準確性。作為修史的一個重要方面，唐代注記制度空前完善。唐代的記載皇帝言行為中心的史書主要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歷、實錄等。

唐代在前代編年體和紀傳體兩種主要史書題材上還獨創了《史通》《通典》《唐會要》等新型體裁，成為史學上一座座豐碑。《史通》是中國第一部史論著作。作者劉知幾(661—721)，徐州彭城人。永隆元年(680)，二十歲考中進士。長安二年(702)，以著作佐郎兼修史。他一生“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因在監修官下，難以按照自己見解著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全書共二十多卷，分內篇和外篇兩個部分，各十卷。內篇三十九篇(亡三篇)，闡述史書的源流，體例和編寫方法;外篇十三篇，論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劉知幾認為史家必須兼有史才、史學、史識三才，尤以史識最為重要。他在分析以往史書的基礎上，提出編寫史書的一些原則。認為一部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記載史事應該“善惡必書”，“不掩惡，不虛美”，不能“飾非文過”，“曲筆誣書”。史事的內容只應記載“事關軍國，理涉興亡”的大事，而不應記載州間細事，委巷瑣言”。人物要有選擇，不能“愚智畢載，妍媸靡擇”，而要“區別流品”，予以正確的評價。體例要“詳求厥義”，謹嚴合理，做到名實相符，不能“名實無準”。搜集史料，不僅要“征求異說，采摭群言”，還要細心鑒別，“明其真偽”。敘述史事，應以“簡要為主”，要“文約而事豐”，切忌“虛加練飾，輕事雕彩”。記述人物的語言，要用“當世口語”，“從實而書”，不要“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他對史家“直書”極力提倡，盛贊古代以直書而犧牲的史學家“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的高貴品質。對史學家中那些毫無品節，“故為異說，以惑后來”的丑類，大加撻伐。劉氏《史通》奠定了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基石，對后世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積極的影響。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極盛而衰的標志。目睹了這場治亂興衰的有責任感的史學家們，為尋求拯救危亡的良策以達“治心治世”的目的，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通典》就是在這種史學思潮激蕩下，在長安產生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關于典章制度的史學專著。它記載了從傳說時代到唐朝天寶年間各類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為中國史學別開一片新天地，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作者杜佑(735—812)，京兆萬年人。歷任德、順、肅宗三朝宰相。長期的政治管理經驗使他對唐王朝的弊政有較清醒的認識。他撰寫《通典》的目的就是希望唐王朝能鑒往知今，對現行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

《通典》一書共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每門下又分若干子目。如食貨就包括田制、鄉黨、賦稅、錢幣、漕運等十八個子目?！锻ǖ洹妨惺池浻谑孜?，食貨又列田制為第一，不僅說明杜佑對社會經濟機構有較深刻認識，而且反映了他強調政治措施必須建筑在一定物質經濟基礎之上的過人見解，凡此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罕言利”的傳統，為《通典》精華所在。

杜佑認為歷史是不斷前行的，反對“非今是古”，主張“隨時立制，遇弊變通?！痹谔幚斫y治者與人民關系時，認為人民是主體，皇帝官僚是從屬性的，這些史觀都是相當進步和難能可貴的。

唐初由于李世民對史學的重視，設立史館，修史之風日熾。李世民本人親自出馬，著名學者顯宦如魏征、房玄齡、褚遂良、令狐德棻皆領史職，所選史官亦多為一時名手。這就極大地促進了唐代史學的繁榮。被列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修成于此時。它們是李世民領銜撰修的《晉書》，姚思廉修的《梁書》《陳書》，李百藥修的《北齊書》，今狐德棻與庾儉同修的《周書》，李延壽所撰的《南史》《北史》以及魏征等撰寫的《隋書》。這些史書固然難稱盡善，但由于史館有大臣監修，所選史官多為一時名手，搜集資料便利，有大量國家收藏的典章資料可以利用。故各史資料詳實，水平較高，都是我國“紀傳體”正史中的佼佼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隋書·經籍志》把隋以前著述悉數收錄其中，且創制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此法一直延用至近代，對古籍分類影響至大。

唐代以后，三秦大地未再產生如漢唐之時的煌煌史著，但關于長安史跡的專著還有數本可以稱道。如宋代宋敏求的《長安志》，元代李好文的《長安志圖》，駱天驤《類編長安志》等，作者或為長安世家，或久仕三秦，其書為研究古代長安的必備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