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勃勃中興的山西商業文化·春秋戰國時代的山西商業文化

山西是我國明清時代商業文化最為發達的一個地區。山西商業文化的高度發展，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代晉國與三晉國家商業文化發展的歷史延續，也可以說是三晉商業文化傳統的發揚光大。

在春秋戰國時代，晉國與三晉國家曾經是商品經濟和商業貿易比較發達的地區。最初出現的主要是官商。如晉文公即位后，為加強公室權力，推行了由國家壟斷的“工商食官”制度(《國語·晉語四》)，官商由此發展起來;同時，為鼓勵與各國通商貿易，又采取“輕關易道”的惠商政策(同上)，就是降低關稅，打擊盜賊，保護商道安全暢通。到了晉悼公時代，由于公室衰敗，卿族勢力強大，官商壟斷的局面難以維持了，于是實行改革，公布了“公無禁利”，“輸積聚以貸”的政策(《左傳·襄公九年》)，規定自國君以下，凡有積聚，應盡行輸出，投入流通市場。從此，私商迅速發展，取代了官商地位，晉國的商業經濟也空前活躍起來，在國都絳邑甚至出現了“金玉其車”的富商大賈，他們雖“無尋尺之祿”，即沒有任何官職和俸祿，但卻“能行諸侯之賄”，可以往來于各國之間，從事商貿活動(《國語·晉語八》)。于是，原來作為政治、軍事中心的城邑，也變成了商品集散的商業都會。進入戰國時代后，隨著生產力的高漲，封建私有制的確立，交通道路的開辟，都市城邑的擴展，商業經濟更加繁榮昌盛了。三晉國家的國都，如魏的安邑、大梁，韓的平陽、新鄭，趙的邯鄲，都位于四通八達的交通要沖，是當時著名的商業大都會。同時，各國不僅在較大的城邑，而且較小的縣邑中也都設有商品交易的固定場所“市”。如韓的上黨郡“有城市邑十七”(《史記·趙世家》)，即十七個縣邑中設有市;魏的大梁以東“方五百里”之地，有“大縣十七，小縣有市者三十有余”(馬王堆出土帛書《戰國策》釋文26)，即三十余個小小的縣邑中也都設有市。這說明，在三晉國家中，為數眾多的大小商業城邑，有如星羅棋布，商業經濟呈現一派繁榮。

商業經濟的高度繁榮，為商業資本家的大量涌現提供了土壤。于是，在晉與三晉大地上，象猗頓、呂不韋那樣馳名天下的大富商應運而生。他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往返奔波，追逐利潤，成為家累千金、富比王侯的豪商巨賈。正如韓非形容的那樣：“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韓非子·解老》)。說明大富商的財富，足可以與最高統治者的權勢相匹配。在春秋時代，屬于晉國的大商人主要有計然和猗頓。計然出身于晉國貴族，“其先晉國之公子也。嘗南游于越，范蠡師事之”(《史記·貨殖列傳》集解)。他于春秋末年到越國作越王勾踐的謀臣，陶朱公范蠡曾拜他為師。計然是古代著名的貿易理論家，他主張：“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史記·貨殖列傳》)。因此，必須靈活掌握市場信息，“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不停息地投入市場流通，才能使貨暢其流，不積壓，不虧損。在他的理論指導下，越國迅速國富民強，打敗了吳國，洗雪了國恥，在當時“號稱‘五霸’”。晉國大商人猗頓，當初曾是“魯之窮士”，后來拜陶朱公范蠡為師，學習經商致富之道。在陶朱公指點下，他來到晉國的猗氏(今屬臨猗縣)，經營牛羊畜牧事業，由此而成為“貲擬王公，馳名天下”的大富商。因為他“興富于猗氏”，故名曰“猗頓”(《史記·貨殖列傳》集解)。猗頓致富后，又進一步經營河東鹽池，因此而成為“與王者埒富”(《史記·貨殖列傳》)的大鹽商。同時，他還兼作珠寶商，具有高超的相玉技能，以致“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獨猗頓不失其情”(《淮南子·汜論篇》)。碧盧是一種美玉的名稱。就是說，只有猗頓能夠辨別美玉的真偽。所以，猗頓的商業實踐和成就，在我國古代商業文化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戰國時代，三晉大地又涌現出了如白圭、段干木、呂不韋這樣名揚諸侯的大商人。白圭是和李悝一道共同輔佐魏文侯治國的重要大臣。當時，李悝治農，“務盡地力”，發展農業生產;白圭佐商，“善觀時變”，發展商業經濟。善觀時變，就是經商要運用智慧，善于捕捉機遇。由此出發，白圭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商之道，主張囤積財貨，等待機遇，以便獲得巨額利潤。他的經商決竅，成為歷代商賈遵循的“生意經”，所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他也被人們奉為商界的祖師。段干木也是魏國大商人。據說，“段干木晉之大駔，而為魏文侯師?！?《呂氏春秋·尊師》)駔是駿馬，充當販馬交易市場的經紀人也叫駔。因此，段干木可能主要是以販馬經紀人為業的一位巨商。同時，正如我們在介紹魏國文化時所說，段干木還是一位“守道不仕”、“不趨勢利”而又“聲馳千里”的大賢人，他和田子方都是孔門大弟子卜子夏的學生，深受魏文侯崇敬，拜他們為“王者師”，對治理魏國作出了巨大貢獻。以上，象白圭、段干木這樣的大商人同時出現于魏國，并且深受重用，說明當時魏國的商業文化相當繁榮。到了戰國末年，隨著商業經濟的高度發展，商業投機和投機商人也活躍了起來，呂不韋便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原來是“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的“陽翟大賈”(《史記·呂不韋列傳》)，屬于韓國人，后到趙國都城邯鄲經商，進而做起了政治投機大買賣。在他看來，從事珠寶生意可盈利“百倍”，而做“立國家之主”的政治大買賣卻可盈利“無數”，于是，他便把自己懷有身孕的愛妾送給當時在趙國作人質、后來成為秦莊襄王的子楚作夫人，她就是秦始皇的生母。呂不韋的政治投機果然成功了，他也作了秦的相國，封為文信侯，尊號“仲父”，一度掌握了秦國的大權。此外，在戰國末年秦滅六國之際，還有兩位因經營冶鐵業而“用鐵冶富”的大商人也很值得一提。一位是趙國的卓氏，在秦破趙以后流落到四川臨邛(今邛崍縣);一位是魏國的孔氏，當秦伐魏時遷往河南南陽(今南陽市)。到了漢代，他們又各自發展成為“致富數千金”、其財產可“擬于人君”的豪商巨賈(《史記·貨殖列傳》)。

以上事實說明，在春秋戰國時代，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和商業文化的繁榮，一個以豪商巨賈為主體的商人階級已經形成。戰國縱橫家學派便是商人階級的代言人，他們在國際舞臺上的政治交易活動，同商品市場上的商業投機活動有著本質的共性。戰國時代的三晉國家，因其具有商業經濟和商業文化的巨大優勢，自然成為縱橫家學派的策源地和大本營。所以，司馬遷說“三晉多數變之士”(《史記·張儀列傳》)，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史記索隱》作者提出的“如何三晉，繼有斯德”的問題，也可以得到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