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需主導型”經濟的困惑

日本以出口帶動本國經濟發展的外需主導型的經濟增長，加劇了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勢。日本的巨額國際收支順差，成為其他西方國家強烈攻擊的眾矢之的。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于1985年4月發表演說，指責日本儲蓄過多是萬惡之源，因為儲蓄超過投資必然構成對出口的壓力。為此，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日本必須大力擴大內需，以縮減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

在國際上強大壓力下，日本先后于1986年4月和1987年4月公布兩個《前川報告》(前川，報告起草人姓名)，作出了關于擴大公共投資，開放日本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增加進口等等許諾;同時，日本政府于1987年5月制訂所謂《緊急經濟對策》，決定增加6萬億日元的財政開支，以擴大內需，并于同年7月追加公共事業投資1.2萬億日元，比年初的預算額增加19.9%。根據日本在西方7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于1987年12月23日發表的聲明中所作出的承諾，1988年度公共事業費開支大體上仍保持在和1987年度相同的7.2萬億日元的水平上。為了擴大內需，日本政府還于1988年初廢除了獎勵儲蓄的稅收制度。由于采取了上述的一些實際措施，再加上自從1985年9月西方五國財長會議決定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之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從1987年起日本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的轉變可以說已初見端倪。

但是，擴大內需，既有限度，又有困難。因為內需的最大部分是居民的消費，內需能否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民消費是否增加。

日本的經濟增長是民間設備投資主導型的居民消費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不僅歷來偏低，而且進入80年代以來還呈下降趨勢。這一點，恰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1980—1987年間，居民消費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日本由58.5%下降到57.4%，美國由62.8%上升到65.4%;同期，民間設備投資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日本由15.7%上升到16.5%，美國從11.9%下降到11.7%。

居民消費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偏低，是因為工薪對增加值比率低;而居民消費呈下降趨勢，則是因為勞動人民收入增加不多，制造業的工資甚至還略有下降。

由于收入增長緩慢和社會保障較歐美落后，從而日本勞動人民為給子女準備教育費用、攢錢買房子和防備老后生活，常常把儲蓄擺在比擴大消費更為重要的位置上。日本人的個人儲蓄率居西方世界各國的首位。1986年底日本全國的居民個人儲蓄累積余額為517萬億日元，相當于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5倍;人均銀行儲蓄額為27，308美元，超過了所有的西方國家(瑞士為23，728美元，比利時為14，555美元，西德為12，288美元，奧地利為10，200美元，丹麥為10，164美元，美國為9，733美元)。

日本于1988年初廢除了獎勵儲蓄的制度，但儲蓄持續增長的勢頭并未減弱。日本證券弘報中心于1988年11月10日公布的全國抽樣調查結果表明，與3年前相比，平均每個居民家庭的收入為556萬日元，只增加8.1%，而儲蓄余額卻增加了31.1%，達550.5萬日元。儲蓄增加的幅度大大超過了收入增加的幅度。

要擴大居民的消費，很明顯，最有效的辦法是增加工資;然而，日本的財界對此持否定態度，其理由是增加工資將使日本的國際競爭能力下降。

由此可見，通過擴大居民消費以擴大內需是很難辦到的。

擴大公共投資同“重建財政”有矛盾。1988年度日本的累積公債余額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高達43.5%，1985年中央政府償還債息費占中央政府開支的比率為17.3%，高于美國(13.2%)、法國(6.7%)、英國(3%)和西德(3%);1986年政府總資本形成(包括公共投資和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6.8%，也高于法國(3.2%)、西德(2.3%)、英國(2%)和美國(1.5%)。

消滅財政赤字以“重建財政”，是80年代以來日本歷屆內閣努力奮斗的目標，因此很難指望超出已作出承諾的范圍去大幅度地擴大公共投資。

日本經濟原是一個出口主導型的國家，它向內需主導型增長轉變，是日本為緩和貿易摩擦被迫做出的努力。但是內需主導型經濟的推行又受到國內的阻力，遇到了困難。這個案例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即有支持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與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