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文化·由民族融合體現出的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農耕與游牧生產方式的差異

中國從地形上看，東、南兩面靠海，西面是蔥嶺即帕米爾山結，北面是大沙漠，有一個近于封閉的生物圈。在這個生物圈內生活著許多民族，除華夏——漢族以外，與北方聯系密切的民族有夷狄、東胡、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回紇、昭武九姓胡、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華夏與夷狄的概念是在春秋時形成的，自此以后直至清代，在歷史上的所有時期民族問題始終存在，從未中斷。各民族在血緣和形體上的差異大部分并不明顯，但也有差異顯著的，如來自中亞的昭武九姓胡大多是高鼻碧眼等。

不過，春秋時期劃分華夏與夷狄的原因和標準并不在于血緣與形體的差異，而是在于生產方式的不同。春秋時華夏族與夷狄各族雖有飲食、服飾、禮俗、言語的不同，實際并沒有種族上的差別。如姜姓、姬姓諸戎與中原各國同族，本為炎黃之后，建立鮮虞——中山國的白狄為姬姓，應為黃帝后裔，秦漢時的匈奴唐堯時稱葷粥，周時稱獫狁，其先祖為夏禹后裔，都因為生產方式不同而被視為夷狄。周人和秦人在進入中原和改變游牧生產方式以前，被中原各國視為夷狄，以后則被視為夏，與中原各國通使及聘享之禮，二國也開始以華夏族自居，轉過頭來對于尾隨其后試圖靠近中原的部落，即使是其原來的同族也視為夷狄，極力抵斥，劃清界線。所以，華夏族與夷狄族之分歸根到底是農耕生產方式與游牧生產方式之分。華夏族與夷狄族的劃分標準不是絕對的，既可以用夏變夷，也可以用夷變夏。不管是什么民族，誰進入中原，誰接受農耕生產方式，誰就是華夏族，否則就是夷狄族。這一觀念在春秋時是得到各國所認同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并且作為傳統保持了下來。漢代以后，即使各民族間在血緣和形體上的差異有時十分明顯，這一觀念的影響也依然存在。華夏——漢族的概念是一個不斷變動的和開放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都有新的因素加入其中。關鍵是看誰能更好地完成由游牧生產方式到農耕生產方式的轉變，誰能對農耕文化有所維護、發展和創新。

在從春秋到清代的二千余年的民族交往中，處于平原北部的燕趙地區是中原漢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接觸的重要前沿。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述，戰國至西漢中國北部農耕區與游牧區的分界線，是在碣石到龍門一線。從東向西，由濱海的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向西偏北，沿著今燕山南麓西行，再折向西南，經過恒山(在今河北唐縣)和汾水上游，循呂梁山而至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與陜西韓城之間)。燕趙區域的漁陽、上谷和代郡都處在這條農牧分界線的邊緣。代郡的治所最初在今河北蔚縣，西漢以后才逐漸移向西北，東漢時移至今山西陽高，北魏時移至今山西大同，隋唐為代州，在今山西代縣。在代郡附近的城邑還有種和石，種在唐代為蔚州，即今山西靈丘，石即石邑，在今石家莊西南。在燕山、恒山和太行山北端排列著許多關隘和塞道，從東向西有渝關(隋筑，今山海關)、盧龍塞(今河北喜峰口)、居庸關(又名薊門關、軍都關)、紫荊關(又名五阮關、金陂關)、常山關(又名鴻上關，今倒馬關，有飛狐口、飛狐道)、井陘關(又名土門關)等等。這些邊邑、關隘和塞道就是聯系漢族農耕區與北方游牧區的門戶。

漢民族農耕方式與北方民族游牧方式之間的交往，大略說來不外乎戰爭狀態的沖突對峙與和平狀態的融合交流兩種形式，兩種形式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都是同時存在的。對平原北部的燕趙區域來說，在沖突對峙形式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存在可以看作是漢民族平原農耕文化所處的外部生態環境的一部分;在融合交流形式下，進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又成為繼承和發展漢民族農耕文化的主體。這一特點在中原以南是不明顯的。從民族的因素上看，如果承認民族融合問題是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那么勢必也要承認在這一點上，平原北部的燕趙區域比中原腹地以及江南要更具典型，更有代表意義。

歷史上各個時期民族融合的特點是不一樣的，但是大體上說，唐代以前的北方民族融合和唐代以后的北方民族融合有著很大的不同。唐代以前在北方民族的融合過程中，漢民族一方擁有較多的主動，民族間的沖突對峙比較和緩，民族融合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各方面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積極作用。在這一時期，燕趙區域對于全國、全社會做出了較大貢獻，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也表現出了自身的文化風采。但是在唐代以后，在北方民族的融合過程中，漢民族一方基本上處于被動的姿態，民族間的沖突對峙十分劇烈，民族融合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各方面均呈現出較大的破壞性。在這一時期，燕趙區域對于全國、全社會做出了很大的犧牲，承擔了巨大的壓力，文化上的自主性無從發揮，表現為明顯的衰落與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