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趙國文化·公仲連改革與前期趙文化

趙國的封建政權，是在春秋末年趙簡子(鞅)、趙襄子(無恤)父子所開創的“簡襄功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原晉國的魏、韓、趙三大卿族中，趙氏勢力最為強大，因而在消滅智氏、三分晉國的斗爭中，趙氏起了主導作用。甚至，如同當年孫武曾經預言的那樣：“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山東銀雀山《漢墓竹簡·吳問》)。意思是趙氏如能繼續沿著改革的道路大步走下去，那末，晉國政權最終將歸趙氏一家所有。然而，趙國在封建政權建立后，改革比較遲緩，力度也不大，和當時魏文侯治理下的魏國相比，顯得遜色多了。

趙國第一代國君為趙烈侯，他在位期間，曾經由相國公仲連倡導，實行了一場改革。據《史記·趙世家》記載，烈侯愛好音樂，因而十分寵愛擅長“鄭歌”的槍、石兩位宮廷樂人，并想授予他們官爵，為此而征求公仲連的意見。公仲連認為，對于所寵幸的樂人，“富之可，貴之則否”。意思是只可賜予他們財富，而不能授以官爵。于是，烈侯下令賜給槍、石每人萬畝封地及封地內的百姓，讓公仲連去執行。但公仲連故意拖延不辦，一個月后，烈侯催問他，他說還未找到合適的田地;隔不久烈侯再次催問時，他索性“稱疾不朝”。后來，公仲連接受他人建議，向烈侯推薦了牛畜、荀欣、徐越三位賢士。于是，“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烈侯在經過三位賢士分別向他講述了仁義王道、舉賢任能、節財儉用的道理后，便自動改正了賜給槍、石二人田地的決定，轉而重視治理國政，并任用三位賢士為官：“官牛畜為師”，負責思想教化;“荀欣為中尉”，負責指揮作戰和選拔官吏;“徐越為內史”，負責征收田租和考核臣下政績。這就是公仲連改革。

從公仲連改革的內容可以看出，前期趙文化有著與魏文化大體相同的歷史風貌。一方面，采納荀欣和徐越關于“選練舉賢，任官使能”，“節財儉用，察度功德”的主張，按照地主階級的政治標準來選拔官吏、處理財政和考核臣下政績，這是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路線;另一方面，接受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的說教，按照儒家的社會倫理準則去規范和教化民眾，這又是貫徹以儒術治國的儒家路線。這種情形，與當時的魏文侯既依重法家人物變法革新，富國強兵，又拜儒家學者為師，“學以安國保民”之道，實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然而，趙烈侯卻遠非魏文侯那樣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所以，戰國初年趙國的國勢，遠不可與當時的魏國相匹配。雖然，三家分晉后的三十余年間，魏、韓、趙國家曾經聯合對外作戰，三晉聲威一時大振，但是，趙國第四代國君趙成侯即位后，趙、韓兩國因干預魏國內政而導致了三晉聯合局面的破裂，從此互相征戰討伐，不斷削弱了實力。與此同時，東方的齊國經過齊威王、鄒忌改革，西方的秦國經過秦孝公、商鞅變法，國勢日益強大起來，逐步對三晉國家構成威脅，尤其是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趙國;到趙國第五代國君趙肅侯在位期間，北方的三胡又利用諸侯兼并和趙國全力御齊抗秦的機會，連連南下侵趙，由此造成了趙國四面受敵的“四戰之國”局面。直到趙國第六代國君趙武靈王即位后，成功地推行了胡服騎射改革，才從根本上扭轉了趙國長期被動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