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程顥共創理學的程頤

程頤 (公元1033～1170年)，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北宋初年由中山博野(今河北定縣) 遷居河南 (今河南洛陽)，晚年移居嵩縣程村。他和程顥為同胞兄弟，是洛學學派的創始人，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世人合稱二程。

程頤一生多是從事教育活動和學術研究活動。程頤于宋仁宗嘉祐四年 (公元1059年) 舉進士，廷試報罷，從此不再參加科舉考試。早在嘉祐元年，他入京師太學讀書時，太學主持人胡瑗就很重視他的才華，便即延見，處以學職，當時權臣呂公著的兒子呂希哲首先師事程頤。以后程頤又到汝州、許州、洛陽、關中等地進行講學。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 (公元1086年)，司馬光、呂公著復起執政，便推薦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任哲宗皇帝講官。當時程頤提出幾點要求： 一是要求增加講課次數，減少休假; 二是要求皇帝聽課時，太皇太后在后垂簾，時常監督，并且使講官直接把自已的一些意見向太皇太后陳述; 三是要求改變仁宗以來講官站著輔講的規定，準許講官坐講，他認為這樣可以培養皇帝“尊儒重道”之心。由于程頤過于追求“尊嚴師道”，有時使得皇帝很不高興，一些朝廷重臣也感到程頤未免狂妄，這樣搞得他同皇帝和大臣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終于元祐二年八月，被罷免崇政殿說書，讓他管勾西京國子監。

程頤長期居住洛陽，講學洛陽。程門弟子楊時、謝良佐、游酢、尹焞、呂大臨、周恭叔等，多于此時師事程頤。同時，王安石新政期間，司馬光、呂公著、富弼、文彥博等反對新法的朝廷重臣都居住在洛陽，他們早就與程顥程頤兄弟交往很深，經常在一起議論時政，所以，宋哲宗紹圣四年 (公元1097年) 二月，黨論復起，程頤被累，迫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被送到涪陵編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直到宋徽宗繼位，他才得以復職，權西京國子監。但是，宋徽宗崇寧元年 (公元1102年)，蔡京執政之后，程頤又被隸元祐黨籍，禁止授徒講學，逐出洛陽，再由伊川鳴皋遷到陸渾山下 (今河南嵩縣程村) 居住。宋徽宗大觀元年 (公元1107年) 九月，程頤病逝。眾多程門弟子中，只有尹焞、張繹、范域、孟源四人經辦喪事，又有邵溥夜里離洛陽前來送葬。宋理宗淳祐元年 (公元1241年) 封伊陽伯，從祀孔廟。

程頤的哲學本體論，是把“理”和“氣”作為一對基本范疇來論述的，在“理” 與 “氣” 的關系上講得比程顥更加明確，提出了 “有理則有氣” 的宇廟本體論。程頤認為，“理” 是最高的精神實體，是產生宇宙萬物的總根源。在程頤看來，“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是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這是說，天地間的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理，這個理是事物存在的根本準則，火熱有熱之所以，水寒有寒之所以。這個“所以”就是事物存在的 “道理”。于是“理”成為超越客觀事物之上的最高精神實體。“理” 與 “氣”雖有形上、形下之分，但二者是不可分離的，理是決定性的，氣是依附性的，因而程頤說： “有理則有氣”。理為先，氣為后; 理是事物的本原，氣是由理派生的。這在理與氣的關系問題上，比程顥前進了一大步。

程頤的哲學認識論，是講“格物致知”。他認為，知識有兩種，即 “聞見之知” 和 “德性之知”。所謂“聞見之知”，就是通過感官而了解到的感性知識，承認知識來源于感覺到的客觀事物; 所謂“德性之知”，就是孟軻所說的“良知”，是先驗地存在于人們心中的知識。但是，程頤認為，德性之知容易為物所蒙蔽，這樣的認識就不是 “真知”。因此，要彌補德性之知的這種缺陷，就必須由 “聞見之知”來補充。這就要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二程理學認識論的重要范疇，尤其程頤作了詳盡論述，把它納入認識論之中。“格物”是究致事物之理。“致知” 是推致心中固有之知。格物是致知的方法。因此，程頤的“格物” 不是單純地認識自然界的客觀事物，而是為了 “致知”。也就是窮究事物之理，推致心中之知。這樣“格物致知” 又具有倫理道德修養的意義。所以，“格物致知” 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內外合一，天人合一。物我雖是一理，但物無知而人有知，人只有通過格物致知，才能自覺實現內外合一，天人合一。“格物致知” 的最終結果，便是治國平天下，由心性修養向實用方面發展，完成內圣外王之學的根本任務。于是“格物致知” 具備了認識論、道德論、政治論等多方面、多層次的內容。

程頤的歷史觀是以天理論作為理論基礎的。他認為，天理是產生世界萬事萬物的根源，是支配萬事萬物的客觀存在。所以，社會歷史的發展，必須受著天理的支配，遵循天理的準則。因此，程頤把“理”或“天理”這一最高哲學范疇，運用到社會政治方面，便更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這樣“三綱五常”這一古代倫理教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 “理”或“天理”的外殼裝飾起來，將其歷史觀納入到他的天理論宇宙觀之中，更加富有哲學思想性。

程頤的天理史觀，一方面講先王之法的不變性，這是由天理所決定的; 另一方面也講先王之法在一定時間、一定條件下，也是可以變革的。他說： “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后可以無悔。”這是說，社會是可以變革的，但變革是一件大事，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而不能亂改亂變。程頤在政治立場上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但是他也不是一概否定王安石。據載： 當有人說王安石如何欺君壓下的時候，程頤并不隨聲附和，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他認為要看王安石說此話、辦此事的時間、條件如何，不能一概而論，就是王安石如何如何。程頤這種對待王安石的態度，是符合客觀歷史實際的。

程頤的理學思想中，有許多辯證法因素。這是宋代自然科學技術發展對思維領域產生的影響。程頤首先提出“天地之間皆有對”的思想，認為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皆是自然之理。進而提出“物極必反”的思想，認為物極必反，真理如此。有生當有死，有始便有終。這是事物矛盾轉化的必然趨勢。還有“陰陽相推”、“動靜相因”的思想，都揭示了一定的自然科學理論。他認為風雨雷電的形成，就是陰陽之氣相推蕩相摩軋的結果。

程頤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和程顥致力于教育事業和思想研究，以自己的智慧和成果，豐富了哲學思想內容。他的哲學思想，為朱熹繼承和發展，稱為程朱理學，成為元、明、清的官方的正統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