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延誤三十三分鐘

事情發生在1973年9月，一架外國民航機飛出首都機場不久，發動機發生故障失火，滅火后，飛機要求返航。因飛機起飛時油箱是裝滿油的，飛機重量太大，按規定必須在空中放些油之后才能降落。由于有關人員不敢負責，就放油問題層層向上級報告請示，先后闖了13關，以致班機在空中足足延誤了33分鐘。要知道，33分鐘對于在空中盤旋的飛機來說是一段多么漫長的時間，若是有事故發生，33分鐘將可能出現多么嚴重的后果!

這件事很快反映到周恩來總理處。周總理十分重視，親自過問，連夜召開會議。總理嚴厲批評了此種互相推諉的作風，指出“這是不負責的官僚主義”，教育干部要“當機立斷”“敢于負責”。

今天的干部素質、干部精神狀態有了很大變化。但是，遺憾的是，此種層層請示、互相推諉、不肯做主、不敢負責的風氣，仍然甚濃，有人稱之為流行性的“請示病”。周總理的教誨，對治療“請示病”仍是有效良藥。

“請示病”的形成，有多種原因。就客觀原因而言，在于我們人事制度的弊端。多年來，提拔任用干部缺乏科學的標準和科學的考察方法，領導人的印象，個人的好惡，在實際工作中起很大作用(有的甚至是決定性作用)。而許多領導人又只喜歡“聽話”“順手”的干部。事事請示，正是“聽話”的重要標志。這是“請示病”形成乃至久盛不衰的溫床。至于干部主觀方面的原則，則是私心作祟。特別是對于那些頭腦并不糊涂的干部來說，本來并不缺乏主意(甚至是高明的主意)，只是唯恐得罪領導，唯恐承擔責任。這些人對于個人榮辱得失想得太多，看得太重，而對于公仆的責任、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卻想得太少，看得太輕，這就難免導致本末倒置。其實，道理很明顯，如果事事請示，那么，還要你這個干部干什么呢?

“要樹立一種風氣，要敢于負責。只要不出大原則就干嘛!干了再報告嘛!”但愿周總理這個愿望早日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