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筆法譯西書

嚴復(1853—1921)是我國近代第一個系統(tǒng)地介紹西方資產(chǎn)階級學術(shù)著作的翻譯家。

嚴復從事翻譯，首創(chuàng)“信、達、雅”的標準。信，是指忠實原文;達，是指文詞暢達;雅，是指語言要古雅。這套理論體系對我國翻譯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但是，由于嚴復頑固堅持翻譯上的古雅筆法，致使他的翻譯理論和著述產(chǎn)生了嚴重的缺憾。

嚴復崇尚古文，堅持譯筆古雅，認為“精理微言”之作，“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求達雅”，“用近世利俗文字”只為達易而己。因此，從譯《天演論》起，就用古文筆法和訓雅的語調(diào)，由于譯文語句深奧難解，所以“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魯迅《二心集·關(guān)于翻譯的通信》)嚴復每譯一書必送吳汝綸為之斟酌文句。吳汝綸是近世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他極稱贊嚴復的文筆：“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確為“高文雄筆”。魯迅則批評他說：“桐城氣十足，連字的平仄都要留心。”梁啟超在肯定其文精美的同時，也說“太務(wù)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并指出，這類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童受其益乎?”梁啟超認為“著譯之業(yè)，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著也。文人結(jié)習，吾不能為賢者諱矣!”嚴復并不接受梁氏的批評，反而辨解說，自己譯書不是望“學童受其益”，而是給“多讀中國古書之人”看的，認為“近俗之辭”只為了便利”市井鄉(xiāng)僻之不學”，對于文藝界，無異于凌遲之刑，“非革命也”。從理論到實踐，嚴復始終堅持他的古雅文筆。

“古雅筆調(diào)”與“通俗詞語”之爭也正是當時文壇文白之爭的一個反映。無疑，嚴復堅持的是 一種保守的文學觀。

同時，譯著雖客觀上有同封建思想作斗爭的革命作用，但從動機看，卻是錯誤的。嚴復認為要救國必先開啟民智，只要民智提高了，即使亡國，“亦得有復蘇之一日”，所以他摒棄一切，“惟以譯書自課”。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對革命，甚至指責梁啟超“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語所謂出風頭之意多。”魯迅在《花邊文學·趨時和復古》中說：“先前認真譯過好幾部鬼子的書，趨時”的嚴復，這時卻變得不敏銳了，“晦氣也夾屁股跟到”。可見，嚴復在文學譯著上的復古與其思想的保守性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