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政策”的教訓

1950年夏，東北的安平車站堆積著運不出去的物資。“999”號司機長郭大鵬提出滿載超軸法，不僅多拉，還要快跑，得到領導重視，獲得成功后進行推廣。冬季給“超軸”帶來很大困難，列車爬不上群駝嶺坡道，郭大鵬要上，而機務段長怕出事故影響全國聞名列車的稱號。魯副部長檢查工作，批評了段長保守思想，并授予“999”號機車“英雄司機”的錦旗。

這是1953年拍攝的一部影片——《英雄司機》的故事。它是以當時鐵道部門正在開展的“超軸滿載，多拉快跑”運動為題材拍攝的。影片不觸及任何一個人物的命運，而是描寫火車司機郭大鵬如何對待鐵道部門的號召——多拉快跑。所以，影片必然落入“圖解政策”的窠臼。

在新中國電影發展的曲折道路上，“圖解政策”的問題時常糾纏著電影工作者。反映當代現實生活，在電影創作中本應占有重要地位，但常常是薄弱的環節，不僅數量少，粗糙、簡單、概念化的傾向也十分嚴重。影片創作者對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不理解、難免去“圖解政策”。如五十年代中有一部以宣傳農業噴霧器的作用為題材的故事片，竟被當作優秀影片來加以宣傳推廣，這就更進一步導致一些電影工作者不去反映人、反映現實矛盾，而是一味地宣傳政策條文、技術方法，影片當然也就毫無藝術生命力。

1958年，一些電影工作者拍攝了一些藝術性紀錄片。但有的文章干脆把“藝術性紀錄片”，改稱為“紀錄性藝術片”。而后，在1958年“大躍進”的浮夸風中，出現了一大批質量粗糙、內容浮夸，既無紀錄價值，又無藝術水準的“大躍進影片。這些影片貌似反映現實，實際上只是粗略膚淺地對現實作夸大的宣揚，大量影片很快成為廢品。其教訓是深刻的。

電視劇興起后，因為資金缺乏，不少劇組依賴企業資助，拍一些反映本行業、本單位的電視劇，稱為“行業片”。實際上其中不少作品是“圖解政策”、反映好人好事的作品，甚至在一部反映煙草專賣法的“行業片”中翻來復去地一字不差地通過人物的語言宣講法律、法規條文。

夏衍同志在《對當前電影的看法》一文中曾說：“過去受那種‘不求藝術有功，只求政治無過’思想的影響，湊幾句教條八股的話似乎可以對付，實際上群眾是不會歡迎的。五十年代我們強調過題材多樣化，也提出過電影質量問題，但當時‘左’的思想支配著電影界，所以實際上題材多樣化沒有真正做到，依舊是片面強調了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甚至強調為政策服務，而政策是經常要變的。從這些歷史教訓中，我深深體會到還是提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