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譜的缺憾

樂譜是傳播音樂的重要媒介，在音樂的表演和傳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交通和音響科學尚不發達的古代，其價值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國古代的樂譜種類繁多，數量驚人。據專家統計，就有律呂字譜、宮商字譜、古琴手法譜、箏譜、唐燕樂半字譜、笙譜、尺八譜、工尺譜、步虛譜等三十余種之多。它們為我們探清古代音樂的全貌鋪平了道路。但同時，存在于古譜中的疑難和缺憾，又讓現代音樂學者們煞費苦心甚至抱憾終生。

我國目前所見早早的曲譜是唐人手抄本《碣石調·幽蘭》，為六朝時人丘明的傳譜。這是一首用文字記譜法，也就是用文字記述彈琴的指法和弦位的一種記譜法保存下來的古代琴曲。應該說，這種記譜法還相當繁瑣和不精確，它并不能直接告訴我們曲調的高低和節奏的強弱。

大約在中唐時期，由曹柔首創了古琴減字譜。這種減字譜是從文字譜里脫胎而來的。它減化了符號并明確規定了右手四指的八種基本指法。唐末，這種減字譜進一步得到減化，已與今天流行的減字譜大體一致。唐代減字譜較之文字譜已經簡便得多，并使得大量古代琴曲傳于后世。只是，它仍沒能克服文字譜不能記明節奏的遺憾。

留存至今的《敦煌琵琶譜》，是用唐代的燕樂半字譜抄寫而成的。因曲譜最早發現于敦煌藏經洞而得名。共抄有二十五首曲子，由二十個譜字書寫。但由于燕樂半字譜的讀譜法久已失傳，專家們不得不在解譯該譜時頗費腦筋。日本學者林謙三從1937年起研究譯解唐代琵琶譜，但他未能解決譜中的節拍、節奏問題;1954年，我國學者任二北在自己的著作中對該譜的某些節拍問題提出推斷，但未對曲譜加以解讀;1982年，我國音樂學家葉棟先生根據自己的研究發表了《敦煌的唐人曲譜》的二十五首譯譜，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此外，還有不少中國音樂學家深入到譯解唐代曲譜的研究中去，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對于曲譜中的節奏因素，仍有不同意見。

明、清時期，除古琴仍沿用減字譜、雅樂沿用律呂字譜外，一般均用工尺譜記譜。這種譜是以音高符號為“工、尺”等字而得名的一種記譜形式。這種樂譜自晚唐、五代產生時起，隨著音樂的發展與不同地區、不同樂種的具體運用，在音高、節奏、調名等符號的記寫方法上有所改變。到明代中葉以后，在南北流行的昆腔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應用最普遍、也最常用的譜式。但是，工尺譜始終未能形成自己獨立的節奏系統，它的音符長短只能用板眼記號標記在譜字的右側，而板眼只能標明一首樂曲的大致節奏，至于較為復雜細致的節奏變化則難以準確標記，同時，這種樂譜也不能準確提供升降半音的信息。

從以上的一些情況看來，中國傳統古譜的某些方面，尤其是節奏因素方面，終始存在著某些不完備之處，給后人精確而全面地了解古代音樂的全貌，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當然，這些不足往往也成為中國音樂特點的一部分。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琴家長期容忍琴譜的不完備，并不是聰明不夠，想不出完善嚴密的記譜法，而是有意留一些“空白”待演奏時再做即興發揮。但誰又能肯定地說，嚴密的記譜就一定會使音樂的高深意境和微妙變化受到損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