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文學觀的偏頗

王勃是唐代初年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享有很高的聲譽;尤其可貴的，是他思想敏銳。在同時代人中，他較早地認識到當時詩壇上存在的嚴重問題。楊炯《王子安集序》中曾談到王勃對唐高宗龍朔初年文壇的看法是“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王勃目光犀利地把批判矛頭指向了從六朝到唐初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形式主義文風。在他之后的陳子昂，在提出自己詩歌革新的理論時，就吸取了王勃的這一思想。

盡管如此，王勃對文學自身規律的認識并不很準確，而是存在一定偏頗的。

王勃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他十分強調文章宣揚教化的社會功用，即“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國家由其輕重”。他認為六朝以來的文人不重視經邦治國之道，不推行周公孔子之教，所以造成了詩歌內容的卑下空虛，導致了形式主義文風的泛濫。我們認為，齊梁以來的宮體詩內容頹廢、詞采華艷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脫離了豐富生動的現實生活，而把詩歌當作一種邀寵取榮的工具或賣弄風雅的消遣品，在于作品中缺乏理想，沒有真實的思想感情。不重視文章的教化作用，是形式主義文風泛濫的一個原因，而非唯一原因。王勃沒有指出浮艷文風的病根所在。

王勃過分強調文章的社會功用，而認為“緣情體物”是“雕蟲小技”，并不加分析地反對一切緣情體物的作品。他認為自孔子之后，文風就開始衰落，天下就再沒產生過好文章;就連“逸響偉辭，卓絕一世”的屈原也成了浮艷文風的始作俑者而遭到王勃的指責。其實，孔子的《論語》只能算準文學作品;而屈原正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王勃的這種觀點否定面過大，也說明了他對文學的審美特性認識不足。

王勃對圣賢之作極為推崇，要求寫文章應象它們一樣，能符合“經邦治國，貫道濟義”的要求，其特色是“言約理舉”。但是，“言約理舉”的結果往往是陷于枯燥、板滯;王勃本人詩歌創作的成就，也在于其中蘊含的深刻的現實內容、充沛的思想感情和豐富多樣的表現手法，并不和他的這種主張相一致。王勃的這種提法沒有多少實踐意義。

總之，王勃反對浮艷文風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沒有找到淫艷文風的病根;而反對一切緣情體物之作，只提倡一種“言約理舉”的文風。說明了王勃對文學審美特性的認識還不夠充分。王勃的文學觀是存在某些偏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