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經致用——東方實用主義

“通經致用”是漢代經學教育的一條重要原則，它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通經”，要求學通經書;一是“致用”，要求以經學用世。至于如何通經，今文經學派注重學習經義，經師說經也以“大義微言”為主，目的在于利用經義為現實的政治服務，表現了崇尚功利的學風，西漢中期，經學昌盛，經學教育積極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為了便于學生掌握經學的基本精神，今文大師說經比較簡約，不拘泥于章句，克服了先秦儒家“述而不作”的保守性，但是后來他們走向了極端，有的經師脫離經書的章句，憑空說經，以至于一經說至千萬言。最為典型的是《書》經大師秦延君，“堯典”二字要解釋十萬言，“曰若稽古”四字要解釋三萬言，使經說變得十分煩瑣，令人難于掌握。有的學生幼年入學至白首，始能講一經。經學還時常穿鑿附會迷信怪誕的內容，很少有學術價值，這也是一大弊病。古文經學則不同，它對經書進行字義解釋，不憑空臆說，具有樸實的學風，其經說迷信成分較少，學術價值較高。最初，古文經學大師反對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其經說簡明，不像今文經學冗雜。后來，也出現了支離經文和流于煩瑣的弊病。

如何致用，兩派也有不同側重，今文經學大師更急于事功，甚至不惜以儒經附會政事，而古文經學大師則在政治上有復古傾向，反對迎合世務。后來王權為經學發展開辟了道路，如白虎觀會議總結了經世致用的經驗，形成了法典式的官方儒學，但也造成了今文經學的僵化、腐敗。

在西漢中期至東漢前期，經學教育所傳授的知識，是統治者制定各種政策的重要依據。漢武帝時，需要加強政治上的統一和鞏固皇權，經師們為之提出了“春秋大一統”和“君權神授”理論;統治者決心剝弱地方勢力，經師們又為之提出“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即：臣子對君不能有弒逆的念頭，如果有這種念頭，就可以把他殺死。)使誅殺諸侯王有了合理性;統治者要舉師攻打匈奴，經師們又講《公羊傳》中有“復父之仇”、“復九世之仇”的記載，為王師大張聲勢。西漢后期，漢元帝開始向各派政治勢力妥協，經師們又捧出了《詩》學，提倡“溫柔敦厚”精神。王莽改制奪權，儒學與讖緯神學都曾為之效力。東漢初，統治者需要重整朝綱，加強皇權，古文經學家賈逵又闡述了《左傳》基本精神，即“尊君父，卑臣子，強干弱枝”，為光武帝削弱三公實權、皇帝大權獨攬提供依據。

總之，自漢武帝提倡經學以來，人們無論干什么事都要到經書中找依據，上至朝廷封禪，下至庶民冠婚吉兇，均以經典為準，吏事更是得許經義，以至發展到極端：“以《洪范》決疑，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詩經》三百五篇當諫書”。這就是漢代“經世致用”教育的實質。仕途與儒學的結合，使經學教育造就了一批阿世取榮的章句小儒。將經義附會政治，造成經學教育的庸俗化，這是極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