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窒息了藝術之花——婚姻給普希金帶來的不幸

1830年9月12日，普希金在波爾金諾村羈留了三個月的時間。這三個月是他一生中的創作高潮時期，以至于后來的文學史家稱之為“波爾金諾的秋天”。這段時間里，他完成了《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最后兩章，寫出了敘事詩《科洛姆納的小屋》，還有短篇小說《射擊》、《驛站長》、《棺材匠》、《村姑小姐》以及四個小悲劇《吝嗇的騎士》、《石客》、《莫扎特與薩列里》、《瘟疫流行的宴會》等。然而，這創作高潮對于詩人來說從此一去不復返了：因為不久以后，他娶了一位庸俗的妻子。

次年2月，普希金與莫斯科一位19歲的少女娜·尼·岡察洛娃結了婚，并遷居彼得堡。此后他的創作受到了很大的干擾。普希金婚后重入外交部任職。他的夫人——這位雖然容貌美麗卻十分虛榮庸俗的女人——經常出入上流社會和舞會。后來沙皇尼古拉一世注意上了她。為了能夠經常在宮里見到她。尼古拉一世賜給普希金一個“宮廷近侍”的職務。這大大傷害了普希金的自尊心，而且有損詩人的社會聲譽。他感到十分屈辱，曾氣憤地說：“人可做一個臣民，甚至做一個奴隸，卻永遠不想做個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那里。”

婚后的家庭生活對他的創作帶來的不利影響是巨大的。詩人去世前的生活很不愉快。他不得不經常參加宮廷的節慶儀式，陪伴妻子在上流社會周旋應酬，為妻子購買和定做時髦的高檔禮服。這給普希金帶來精神上的無限煩惱，也造成了他經濟上的巨大困難。這使普希金感到越來越難以忍受，就以經常托病躲避。他對宮廷活動的蔑視引起以沙皇為首的上流社會的憎恨。他們在暗中陰謀陷害普希金。一個從法國逃亡到俄國的政治流氓丹特士充當了這場陰謀中的劊子手角色。在公開的社交場合中，丹特士無恥地追求普希金的妻子岡察洛娃，另外一些人便散布流言，給普希金和他的朋友們寄侮辱性的匿名信。普希金忍無可忍，被迫與丹特士決斗，腹部受傷，不久死去。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就這樣隕落了。

善良的人們總是設想：假如沒有和庸俗的岡察洛娃的婚姻，也許……是的，詩人在37歲時死去的確讓人扼腕嘆息。但他的光輝詩篇是不朽的。這些詩會千秋萬代地向后人訴說著普希金的英名。正象普希金逝世前一年寫的《紀念碑》中所說的那樣：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著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