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捏造出來的材料

《關于華東紡織工學院三十名勞動模范上學前后的調查》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在炮制“兩個估計”時捏造出來的材料。1971年“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余黨在全教會上首先發(fā)難，叫囂“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zhàn)線是“黑線專政”，為炮制“兩個估計”大造輿論。他們的謬論遭到了與會同志的強烈反對。“四人幫”為了擺脫困境、遂指鹿為馬，強詞奪理，指定印發(fā)了上海的兩份材料，作為會議的“學習參考資料”，《關于華東紡織工學院三十名勞動模范上學前后的調查》就是其中的一份。這份材料，對于“兩個估計”的形成，起了“事實根據”的作用。

這個“調查”是在張春橋的直接授意下，避開上海紡織工學院黨委而暗中搞的，在一九六九年到1971年長達兩年之久的時間內數易其稿。“調查”對1958年以來，在華東紡織工學院學習過的勞動模范作了歪典實事的“基本分析”后，得出了四點結論：一、教育戰(zhàn)線的領導權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而落到了所謂叛徒、特務和走資派手里;二、在大學中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修正主義占了統(tǒng)治地位;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統(tǒng)治了大學;四、在大學的修正主義大染缺里滾煮了四、五年的勞動模范，是“紅的進來黑的出去”，被培養(yǎng)成了“精神貴族”。這份“調查”還不顧事實，把三十名勞動模范編造成所謂“三類人”。胡說什么“政治上、思想上已經變了，……爭名利地位的個人主義者“有六名;“普普通通，無所作為，靠一點三老(老名氣、老資本、老照顧)過日子，”“意志消沉”的有十二名;余下的，他們認為是經過再教育才能變好的。調查還無中生有，說郝建秀在讀了大學后去實習，遠不如從前，也不如一般女工會操作了。“本來都掌握了比較先進的技術，而進大學后所學的卻是那些古老、煩瑣和龐雜的東西，即使融合貫通門門優(yōu)，也落后一大截。”這些勞動模范在大學里學習，反而“路線斗爭覺悟低，”“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了”。

事實上，1958年以來進華紡學習過的三十名勞動模范，絕大多數出身于工人家庭，不少人解放前為生活所迫，十一、二歲就進廠做“養(yǎng)成工”。解放以后，新中國把他們培養(yǎng)成了勞動模范，上了大學。三十名勞動模范中，有十名是全國勞動模范，八名是省、市級勞動模范。有二十六名是共產黨員，四名是共青團員。他們帶著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肩負工人階級的重托來上大學、學習的目也是很明確的，絕大多數人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做出了優(yōu)異成績。到1977年，其中有些同志已分別擔任省、局、公司、廠、車間等領導職務，有些則擔任工廠技術部門的負責人或成為業(yè)務骨干。他們運用在大學學到的理論知識，積極參加技術革新和改造的實踐，都做出了優(yōu)異成績。例如“調查”重點誣陷的郝建秀同志，早在1951年就創(chuàng)造了著名的“郝建秀工作法”，曾多次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在大學期間她學習也很刻苦，認真鉆研。畢業(yè)后，她運用在大學學到的理論，和工人一起，又創(chuàng)造了先進的“清花工作法。”另一個被“調查”誣陷的上海市勞模相鳳祁同志，從大學畢業(yè)后，運用她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充分發(fā)揮技術骨干作用，在工作中也作出了優(yōu)異成績，還出國參加過技術交流，后來擔任了上海市紡織工業(yè)局化纖公司的領導職務。

為了論證所謂“黑線專政”，“調查”還對華紡的領導和教師進行了“定性分析”，認為學校領導”包庇和重用反動學術權威，讓他們占領講臺耀武揚威，行實資產階級專政。”惡毒誣蔑“曾給三十名勞動模范講過課的、大都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認為那些教師是腐蝕勞動模范的“教唆犯”。

“四人幫”一伙在三十名勞動模范身上大做文章的根本政治目的，就是妄圖從教育打開缺口，從教育的“黑線專政”論證政治上的黑線專政，從而為其批“走資派”，篡黨奪權制造根據、張春橋就曾說：“抓住了教育的根本問題，也就是全國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