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即學校

陶行知主張“生活即教育”，因而就把社會作為學校來看待。也就是說“社會即學校”的地方，才能真正行“生活即教育”，要行“生活即教育”，必然是要“社會即學校”。

陶行知認為“整個社會的活動，就是我們教育的范圍。”“社會即學校”“是要把籠中的小鳥放到天空中使它能夠任意翱翔。是要把學校的一切伸張到大自然里去。”還認為“自有人類以來，社會即是學校，生活即是教育。……從大眾的立場上看，社會是大眾的唯一學校，生活是大眾唯一的教育。”

“社會即學校”本質上是“學校消亡論”的口號，否定了學校作為特殊的社會職能機構的存在。陶行知自己也說過，假如他拿了一省或全國的教育權，他會毫不遲疑地“停辦學校，改設工廠”。這個思想他始終沒有改變，并且貫徹到他的辦學實踐中。1927年辦曉莊師范時他就提出“宇廟為學校，自然為吾師”，到1946年辦社會大學時仍贊頌“青天是我們的圓頂，大地是我們的地板，大陽月亮是我們的讀書燈，二十八宿是我們的圍墻”。又提倡“在社會的偉大學校里，人人都可以做我們的先生，人人都可以做我們的同學，人人都可以做我們的學生。隨手抓來都是活書，都是學問，都是本領”。這樣，教師的指導和主導作用被取消了，教科書的地位被否定了，系統的科學知識被忽視了。因此，在曉莊師范、山海工學團等學校里基本上沒有課堂教學，學校教育活動整天都是掃地、燒飯、種地、做工、演戲、說書之類。這種“學校”不僅把教育和學校的特點和基本職能取消了，而且抹殺了教育和學校在階級社會中總要服從和服務于一定的階級的政治需求的性質，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此外，“社會即學校”也直接抹殺了勞動人民對學校教育的要求，否定了勞動人民爭取學校教育的權力，因為社會就是一般勞動大眾的學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