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與焚書坑儒

商鞅(前390—前338年)，原姓公孫，名鞅。因封商地，故稱商鞅。戰國時期衛國人，后仕魏，為魏國宰相公叔痤之家臣。

公元前381年，秦孝公即位之初，面對秦國內憂外患的狀況，下詔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分之土。”

此時正在魏國、公叔痤死后，過著默默無聞生活的商鞅，見到這項詔令后，便出走秦國。這便引出了后來著名的“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約始于公元前356年，有關這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歷代史書皆有記載。秦國通過這次變法，變得富強起來，并且走入了戰國七雄的行列，為以后秦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這不能不說是商鞅的功績。而在這次變法中、同樣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那就是在變法中的“禁書”，也就是所謂：“燔《詩》、《書》而明法令。”

在體現商鞅思想的《商君書》中(并非商鞅所著)，雖然有使國家富強的重農重戰的思想，也有推行法治的厚賞重刑的學說，而有關文化禁錮、思想控制乃至禁書的觀點也經常夾于其中。如：“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于治也……。”在商鞅認為，只要禁止《詩》、《書》及其有關學說，那么，就可以富國強兵，這可以說是玄而又玄的理論。

今天，我們對當時商鞅變法中如何進行：“燔《詩》、《書》而明法令”已不甚了了。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這次禁書案，其范圍和規模則大約僅限于秦國貴族階層內。

這是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禁書案。

無論從商鞅的禁書思想和在商鞅法中所謂的：“燔《詩》、《書》”令中，這都是開創了中國禁書史上的一個“創舉”。而這個“創舉”為以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它也為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禁書事件開了先例。這是商鞅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樁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