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生存——不應忘記的后期現代派

對中國現代派小說的認識，似乎經過30年代以劉吶鷗、施蟄存等人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后就變得一團模糊起來。但40年代仍有許多作家緊隨世界文學發展的潮流，以艱難的探索進行著不懈的嘗試。

在都市文學的范圍內，10年代以徐訐、無名氏(卜少南)、張愛玲等人為代表的后期現代派，超越了新感覺派對“本我”的表現，于庸俗、瑣屑的都市生活中，尋找到人生存在的困惑，試圖在生存意義與生命終極歸所上尋找答案。他們的探索，大大豐富了現代文學的表現領域，延續了現代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以上幾個人，長期以來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近年來，由于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傳入，張愛玲較早地引起人們的注目，研究文章陸續出現，作品也大量刊行。而徐訐與無名氏，雖日漸引起人們的研究興趣，卻并未形成全面、系統的探討與介紹。但他們在40年代的國統區卻曾風靡一時。1943年，有人在重慶以“徐訐年”來稱頌他。無名氏的作品受讀者歡迎的程度也是近乎狂熱的，《北極風情畫》、《塔里的女人》在上海出版后，在一年半之內，出到八版。

之所以引起這么大的轟動，就在于他們對生命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對心理世界精到的探尋以及在文化選擇上自覺的綜合態度。

在無名氏的《海艷》中，有大段的對生命與存在的思辨敘述，這兩個詞成為他作品復現律最高的概念。他的《無名書初稿》系列小說，集中地體現了他現代主義“尋找”和“超越”的主題。印蒂，這貫穿始終的主人公，他終其一生以生命為代價，尋找生命中“最后的”和“永恒的”的虛無與充實。徐訐則把這種尋找直接深入到人的內心。在《風蕭蕭》中，以撲朔迷離的心路歷程，開拓出宏闊的心理空間，超越了單純的對戰爭的描寫，而給人以更多的對于自身的理性思索。張愛玲對人內心的發掘明顯地顯出文化透視的影子。那種人性扭曲與變態，引導人們從封建倫理的異化中找到痛苦的根源。

后期現代派的創作，使現代主義在中國由注重自我的騷動，轉而關注存在的真義，在思考上向前跨出一大步。但他們與社會政治變革都保持著相當距離，甚至出現不合拍的選擇。他們主動對政治革命采取疏離姿態，對世界表現出懷疑。解放后，創作的主旨已遠不是這種尋找的痛苦了，他們的消聲匿跡也有其必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