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與“壞”的對立

在中國的京劇里，奸臣畫白臉，忠臣畫紅臉，小丑畫小花臉，觀眾一眼便能清楚地看出誰忠誰奸、誰好誰壞。在儒家奉為經典的《論語》中，我們可隨處可見這樣的句子：“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如何，“君子”與“小人”的界限是如此的分明。而且我們還常常會聽到這樣的問法：某某是好人還是壞人?從這里，我們不難推斷出，在許多人的思維習慣里，“好”與“壞”已經成為一種評判人的價值的絕對標準，似乎僅以這兩個極簡單的字便能概括出這世間的各色各樣的人，而不需要任何其它的過渡性橋梁。

這種絕對化的評判標準一旦深入人心，便使得文學作品也打上了同樣的烙印。那就是在描寫好人時，就把他夸大到至善至美，一點邪惡的影子都找不到。如包公不畏豪強、廉潔正直、為民伸冤，是人民心目中理想的清官形象。岳飛、楊家將則為國效力、堅貞勇敢，在他們的崇高的美德中找不到一點私心雜念。而在桀、紂的身上看到的只有專橫與殘暴，在潘仁美與秦檜身上只有嫉賢妒能與陷害忠良的邪惡。作者在塑造他們時，剝去了一切美好的外衣，而只剩下一個丑惡的讓人憎惡的靈魂。即便是《三國演義》，描寫的只是一場諸侯爭霸的并無優劣之分的戰爭，作者也要表現出擁劉反曹的傾向來。劉備集團的人都是英雄，諸葛亮是忠貞智慧的典型，關羽是忠義的化身，趙云是英勇善戰的代表，而把曹操卻描寫成一個“寧肯天下人負我，不讓我負天下人”的奸雄，與劉備相比來看，曹操處處奸詐近乎魔，而劉備卻處處長厚得近乎偽。

金圣嘆在評點《水滸傳》時，把它的人物描寫概括成“正墨”與“反墨”兩大類，這“反墨”就是“背面輔墊法”，即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性格外部的強烈對照。這種反墨手法運用得過于強烈、過度夸張，就會造成“溢惡”與“溢美”的現象，溢美到了極點，人就變成神，溢惡到極點，人就變成魔。我國的俠義小說、公案小說中這種絕對化表現得也很突出，俠客的性格大約集人間的美德，而其斗爭對象卻是人間一切邪惡的化身。

只有到了《紅樓夢》，才擺脫了這種大忠大賢、大奸大邪的俗套，寫出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賈政等這些具有豐富個性的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然而中國文學史上如這樣的優秀作品并不多見，大多數的作品都被這種“好”與“壞”的對立的模式所限制，使得人物性格扁平化、臉譜化，失去了生活的真實感，從而降低了其文學價值。

文學是對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作為生活主體的人，其性格是多角度與多側面的，要想創作出真正好的作品來，就必須立足于生活的本來面目，打破絕對化的“好”與“壞”的對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