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陶淵明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

雖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陶淵明歸隱田園后，很快就陷入了衣食不繼的困境。面臨貧富兩種生活的選擇，也確實有過動搖、徬徨，“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守道固節，窮困自處。但生活的艱苦、建功立業的潛在意識的煎熬，使他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對社會、人生作思考探索，對傳統的倫理道德、人生準則作實踐性的考察，在古今眾多的個體范例之中，提出自己的認識與理解。這首詩就是他矛盾、抉擇、思索的結果，也是其思想升華、發展的記錄。

詩人首先從古代號稱有仁有道的顏生、榮公著筆。顏生，即顏淵，姓顏名回，字子淵，孔子的得意弟子，孔子稱贊他“仁人也”(《論衡·定賢》)，“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達到了孔子所認為的道德修養的最高層次——“仁”的境界。但他生活極其艱難，《論語·先進》說“回也其庶乎，屢(經常)空(困缺)”，孔子認為顏回的學問道德已經差不多了，只是常常窮得沒有辦法。加之好學精思，“年二十九，發盡白，早死”(《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死時僅三十一歲，所以陶淵明稱他為“不獲年”。榮公，即春秋時一位受到孔子贊揚的隱士榮啟期，他“鹿裘帶索，鼓琴而歌”，行年九十，自得其樂。為了保持自己的操守，他不斷平衡傾斜的心理天平，認為“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并自稱有三樂：為人、為男子、行年九十。孔子即以為“能自寬者”(《列子·天瑞》)。榮啟期在長期的隱居生活中，亦艱苦貧窶，所以淵明說“長饑至于老”，在《飲酒》之二中又說，“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這是陶潛在生活困頓、貧富交戰時，以古賢古隱自勵，并切身體會到顏回、榮公當年堅持自己追求的不易，不僅屢空常貧，生活無著，而且也為此獻出了生命。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曾為此抱不平，“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率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陶潛正是在此種情緒的影響下作了進一步的比較與生發。顏回，圣人已稱他達到“仁”的境界，榮公，也被時人譽為有道之人;但顏回長期處于貧困之中，過早離開了人世;榮公長期受到饑寒交迫的煎熬，直到老死也未能有所改變。他們雖然留下了身后之名，但他們的一生，也實在是太困苦貧窮了。人死后：“枯形寄空木”，魂魄離散，得失不知，是非不覺，更不要說生前孜孜以求的“修名”了。基于此，他提出“稱心固為好”，大丈夫立身行事，不必為名聲所牽，只有盡性稱心，才是最佳的選擇。淵明在此處所表達的，重在說明他的隱居自守并非外在的揚名的召喚，純粹是內在的思考的結果。因為自己“無適俗”之韻，而且“性本愛丘山”，所以才主動脫離官場，守拙歸園，眼下生活維艱，之所以能貞心自守，不再易志，也完全是個性使然。取向的自覺，是出乎天然，源于本真，發于天性，但更含有理性的選擇。

如果說，前八句表明詩人的價值取向，已經超越了古代文人追求修名的層次，而進入了自主、自覺的境界。那么，后四句則是詩人對身體、生命的一種思考。寄養人間的身軀雖然千金難抵，但一旦死歸彼界則軀化寶亡，無所珍惜了。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引蘇軾語云，“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最值得珍惜的無過于人的生命了，但一旦生命了結，亦已無“寶”可言。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漢代楊王孫裸葬引起的風波，也就比較清楚、平實了。自古以來，人們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人死亡之后，裝入棺槨，然后入土埋葬。楊王孫決定一反陋俗，臨死前囑咐兒子，“吾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漢書·楊王孫傳》)這在當時與后代曾引起過很激烈的爭端，楊王孫的舉動也受到了不少保守頑固之士的責難與詆毀。陶淵明以自己的精深理解參與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大討論，認為裸葬根本不是什么不仁不孝的壞事，這是楊王孫個人情性的外在表現，人們應當予以理解。

高爾基說過，男女，生死，是文學永恒的主題。陶淵明驚世駭俗、與眾不同的人生選擇，迫使他對人生意義、價值作較多較深的思索，其男女情思，偶然大顯于《閑情賦》而不復再見，而由人生而及生死，則逐步提煉到哲理的高度，他認為，人們最看重的身軀不足惜，人們最珍視的名聲不足賴。人之所求，必須擺脫名聲、生命的束縛。只有走出身名之外，不受世俗觀念的干擾，沖破一般文人的習慣生活，才能自主、稱心，認識客觀世界，適應客觀規律，走自己的路!

此詩頗類詠古抒懷，相機議論，實質上潛氣內轉，噴涌欲出，作者以平靜從容之筆，表達自己貧富交戰后對身、名的自覺超越，在繼承前賢操節，同情他們不幸的基礎上，堅定了隱居自守的信心，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看待眼前的困苦與生命的意義，理勝乎情，又激情宛轉，貫注其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