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與愛國

——紀念三月十八

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詩刊》就誕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誰能說《詩刊》與流血——文藝與愛國運動之間沒有密切的關系？

“愛國精神在文學里，”我讓德林克瓦特講，“可以說是與四季之無窮感興，與美的逝滅，與死的逼近，與對婦人的愛，是一種同等重要的題目。”愛國精神之表現于中外文學里已經是層出不窮，數不勝數了。愛國運動能夠和文學復興互為因果，我只舉最近的一個榜樣——愛爾蘭，便是明確的證據。

我們的愛國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何嘗不是同時發軔的？他們原來是一種精神的兩種表現。在表現上兩種運動一向是分道揚鑣的。我們也可以說正因為他們沒有攜手，所以愛國運動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也就有限了。

愛爾蘭的前例和我們自己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這兩種運動合起來便能夠互收效益，分開來定要兩敗俱傷。所以《詩刊》的誕生剛剛在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卻希望大家要當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

同是一個熱烈的情懷，犀利的感覺，見了一片紅葉掉下地來，便要百感交集，“淚浪滔滔”，見了十三齡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漿子，反而漠然無動于中。這是不是不近人情？我并不要詩人替人道主義同一切的什么主義捧場。因為講到主義便是成見了。理性鑄成的成見是藝術的致命傷；詩人應該能超脫這一點。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著他就響。他自己不能決定什么時候響，什么時候不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詩人做到了這個地步，便包羅萬有，與宇宙契合了。換句話說，就是所謂偉大的同情心——藝術的真源。

并且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刺激來得強，反動也來得強，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我們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

因此我們就將《詩刊》開幕的一日最虔誠的獻給這次死難的志士們了！

【導讀】

為國流血，國應銘記

此文涉及“三·一八慘案”，很有必要解釋一下。

馮玉祥軍隊得到蘇聯資助后，實力大增；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直隸地區的吳佩孚與奉天地區的張作霖作戰）中趁機倒戈，發動“北京政變”，軟禁大總統曹錕，驅逐溥儀出故宮。（此舉違反了清末民初所簽定的“保證皇室”的契約。）然而馮軍兵力不足，不得不聯合“皖系”軍閥，遂請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之后，馮軍與奉軍沖突不斷。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與蘇聯敵對的日本，出動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并炮擊馮軍；馮軍還擊。日本聯合英美等八國于十六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無理要求。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召開會議，徐謙領導的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抗議，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約五千多人在天安門匯集，李大釗、陳喬年（陳獨秀次子，革命烈士）參加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會后，數百人的游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最后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愿，要求放隊伍進去，并讓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衛隊長下令開槍，死亡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余人，包括兩名警察、一名衛兵。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劉和珍。

段祺瑞及當時的北京國務院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等五人。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也上了黑名單。徐謙、李大釗等人避入蘇聯大使館。（后來，張作霖派軍警闖入并逮捕李大釗等。）

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并寫下名文《記念劉和珍君》。

聞一多在此文中提出了“以文藝愛國”的主張：“見一片紅葉掉下地來，便要百感交集、‘淚浪滔滔’；見了十三齡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漿子，反而漠然無動于中。”至今重讀，仍為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