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歌

作者： 藍開祥 【本書體例】

【原文】：

登彼西山兮⁽¹⁾，采其薇矣⁽²⁾。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³⁾。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⁴⁾?吁嗟徂兮⁽⁵⁾，命之衰矣⁽⁶⁾。

【鑒賞】：

這首逸詩產生在周武王運用戰爭的暴力手段消滅殷紂王，從而建立了西周王朝之時。作者是標榜“義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

《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遂餓死于首陽山。”

關于伯夷、叔齊隱居首陽山之事，除《史記》外，《莊子·讓王》、《呂氏春秋·介立》、《列士傳》等亦有記述。雖然事件的原委大體相同，但仍可互為補充。據《莊子·讓王》說，伯夷、叔齊從遙遠的孤竹國來到了岐陽，周武王派叔旦(周公旦)去迎接他們，答應給他們“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使他們轉而為西周王朝效力。而他們卻表示說：“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要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茍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伯夷、叔齊便“北至于首陽之山”采薇而食，餓死在這里。伯夷、叔齊這段話表述的政治觀點，正好與《采薇歌》的中心思想一致。

伯夷、叔齊反對周武王“以暴易暴”，“義不食周粟”，到底應作何評價呢?這就是探討這首詩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在舊時代，伯夷、叔齊所標榜的“義不食周粟”的精神，曾博得了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們的贊揚。春秋后期的儒家創始人孔子就曾頌揚道：“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季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長》)又有一次，孔子與子貢談論伯夷、叔齊的為人。子貢問伯夷、叔齊屬于哪類人，孔子說他們是“古之賢人”。子貢又問這兩個人有無怨恨，孔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戰國中期的又一儒家大師孟子亦贊揚說：“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忍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當紂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萬章下》)。

到了唐朝的韓愈，他更專門寫了《伯夷頌》一文，贊揚備至。他說：“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明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又說：“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重新審視前人這些評論，由于他們受時代、階級和認識水平所限，其不當之處也是很顯然的。

馬克思主義并不一般地反對暴力，而是將戰爭區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大類，主張支持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就周武王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殷紂王的統治來說，那是由于人民不堪忍受殷紂王的暴虐統治，他們才奮起反抗的。據《史記》中的《殷本紀》和《周本紀》記載，殷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好為“長夜之飲”，荒淫至極。“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于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他醢鬼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不惜用殘暴手段殘殺忠良。到周武王出動軍隊在商郊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宣誓要消滅殷紂王時，紂王“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從“百姓怨望”、“紂師皆倒兵以戰”等事實可看出周武王使用暴力伐殷，代表了當時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大得民心，當然是正義的行動。伯夷、叔齊在《采薇歌》中不遺余力地反對周武王“以暴易暴”固然是錯的，而韓愈對此大加頌揚，我們也是不能茍同的。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面臨全國解放之時寫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指出：“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

這首詩產生在《詩經》時代，但它卻沒有收進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所以稱它為逸詩。它最早見于《史記·伯夷列傳》，而由清人沈德潛編入《古詩源》一書中。由于作者伯夷、叔齊是殷遺民，他們從上層社會流落到了民間，自然會受到民風的影響，因之《采薇歌》亦具有與《詩經·國風》相似的民歌色彩。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尚書·堯典》)《采薇歌》作為一首抒情詩，抒發伯夷、叔齊反對“以暴易暴”之志還是真實的，并沒有虛假的地方，當然對此我們應取分析批判的態度。再就是，這首詩看來是可以歌唱的。它的用韻已趨于規范化。全詩可分前后兩章，每章四句。在八句詩中，四言三句，五言四句，八言一句，句式長短不齊，屬早期的雜言詩。通篇使用了富韻。第一、二章除用了“矣”字腳押韻外，“矣”字前又用了“薇”、“非”、“歸”、“衰”四個字押微部韻。讀起來，倒也鏗鏘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