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陳子龍·襄陽》原文賞析

江漢西陲重，荊襄南紀雄。諸侯悲峴首，耆舊失隆中。燧色通秦塞，妖星下楚宮。不知大堤女，何處舞春風?

劍州失守不到半年，又傳來了張獻忠攻陷襄陽的驚人消息。陳子龍的悲歡，畢竟系著大明社稷的安危，而無法與農民義軍相通。所以，當江漢義軍歡聲雷動之際，他卻只能遙望襄陽墮淚而悲，寫下了兩首充滿哀慨的五律。這里選析的，是原詩之一。

詩之開篇，語氣頗為莊肅：“江漢西陲重，荊襄南紀雄。”“陲”為邊境，“紀”為基址。在幅員遼闊的大明版圖上，“江漢”一帶本為南國之腹地。崇禎十三年(1640)九月，張獻忠攻克劍閣，西窺成都而東逼兩湖，這里竟成了王朝之“西陲”;連雄踞南方的荊州、襄陽，也一下成了暴露在義軍前沿的防戍重鎮。時局變化之速，是多么出乎詩人的意料呵!這兩句極力夸贊江漢、荊襄的“雄”、“重”，正為下文的陷落之悲作了鋪墊，以造成巨大的跌轉之勢。莊肅的語氣中，實包含了詩人對山河日蹙的一片沉痛之情。

接著便是襄陽的陷落：“諸侯悲峴首，耆舊失隆中。”“峴首”即峴山，在今襄陽縣南。西晉名將羊祜鎮守襄陽時，常登峴山，置酒言詠。羊枯死后，部屬為他在這里建碑立廟。人們見其碑石，思及羊祜生前政績，莫不欷歔墮淚，故有“墮淚碑”之稱。“隆中”在襄陽縣西，蜀漢名相諸葛亮未出山時，曾筑廬隱居于此。據《明史·諸主傳》記，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在路上截獲督師襄陽的“元戎”楊嗣昌信使，“奪其符驗，以數十騎紿(騙)入襄城”。第二天早上，大軍攻入城中，活捉襄陽王朱翊銘、貴陽王朱常法，斬首示眾，“火城樓，焚其尸”;三月，楊嗣昌自殺——這就是襄陽陷落的驚人一幕。不過，詩人抒寫這一幕悲劇，似乎不忍心直言襄陽王和楊嗣昌之死，而是借用歷史典故，以 “諸侯”之悲泣于峴山墮淚碑，和隆中之痛失朝廷元老 (耆舊)寫出。以古映今，將詩人因襄陽陷落而悲慟難抑的哀思，表現得格外蘊蓄和深沉。

詩人當然明白： 襄陽的攻克，不過是張獻忠出川的又一次重大軍事行動。他的下一個目標，恐怕就要指向南楚名城江陵或長沙了。與之遙相呼應的，還有“闖王” 的大軍，此年亦已 “走鄙、均，入河南”，一舉攻下洛陽，殺了福王朱常洵。大明王朝的江山，籠罩著如此令人不安的“禍亂”，詩人能不為之焦慮?“燧火通秦塞，妖星下楚宮”二句，正是詩人對時局前途的憂心瞻望。“燧” 即烽火，用以向遠方告警。“妖星”為天象占卜中的不祥之星，它在哪里出現，便預兆著那里將有兵災之禍。詩人當時正在紹興任上。當他在夜晚遙觀、仰望之際，仿佛能見到一派烽煙，正向秦塞延燒而去; 閃爍的星空中，又有不祥之星直向南楚的官城流墜——這兩句寫詩人對時局的瞻望，用的是畫面景象展示的方式。熊熊的烽煙和流墜的“妖星”，在廣大的夜天上，化成了一幅觸目驚心的圖景，形象地表現了詩人對時局發展的深切擔憂。

詩之結尾，詩人從憂心的瞻念中回筆，再次為襄陽的陷落傷悼。這座雄踞南方的名城，曾有過極其繁華的往昔。當年李白來游襄陽，就見到過“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 的安樂景象(《襄陽曲》)。這些南方人，平日猶愛歌舞《白銅鞮》之曲，以至把山南辟為街場，也取名為“銅坊”。“襄陽堤路長”，更有動人的《大堤曲》傳唱，歌詠“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之類。而今，這些能歌善舞的大堤女又在哪里?她們縱然愛好在春風中歌舞，但襄陽已陷，又何有歌舞之處! 結句“不知大堤女，何處舞春風”，從襄陽女兒昔日歌舞、今日流落的鮮明對照中，表現詩人對這座名城陷落的痛惜。在冷然發問中戛然收束，留不盡悲慨于問嘆之外，為全詩帶來了濃重的傷悼余韻。

作為一位明末志士，陳子龍盡管不滿于朝廷的腐敗，憎惡豪門的貪酷，但對于農民的“造反”舉動，終究帶有自己階級的偏見。即以詩中的 “不知大堤女，何處舞春風”來說，也只是官場中人的感慨。真正窮苦的 “大堤女”，恐怕正因義軍的攻占襄陽，開倉濟貧，而載歌載舞于二月春風之中吧? 當然，我們也得承認，陳子龍是一位關注國運的正直之士，對民生疾苦也不乏同情之心。他對襄陽陷落的哀思，從大明王朝的貞臣來說，也是內心情感的真誠流露。他做了一位愛國志士所能做到的一切，這也就夠了，我們又何必苛求于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