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傅山·自遣》原文賞析

揚雄擬我愧非倫，況復無才撰美新。什一懶營虛笑鬼，尋常守辱失錢神。生憎褚彥興齊國，喜道陶潛是晉人。破衲黃冠猶未死，還因鄰里問僧珍。

詩為“自遣”，即抒寫自己的懷抱。詩題標明了其寫作緣起：作者曾在盂縣 (今屬山西)作客，盂縣有人向右元打聽作者情況，右元用詩對作者大大贊揚了一番，作者感到有些過分，于是和作一首。右元，作者友人，當是鄭大元，曾同作者一起隱居過。

右元在詩里大概把作者比做揚雄，所以這首和詩起聯即言：“揚雄擬我愧非倫，況復無才撰美新。”前一句說他比不上揚雄，這是他的自謙。揚雄是漢代著名的學者，甘于寂寞，勤于著述，本傳謂其“自有大度，非圣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漢書》)友人將他比揚雄應當說是很高的贊許，揚雄的為人為學作者當也是景仰的。可第二句說自己無才寫不出《美新》那樣的文章，就有些諷刺之意了。《美新》即《劇秦美新》，這篇文章對王莽的新朝有所美化，確實是揚雄一生很大的過失。友人作詩時不必想到這層，而任何比擬也難做到完全準確，作者這樣說，不能理解他是對友人的苛責，甚至也不是苛責揚雄，而是借題發揮，說自己決不趨附現在的新朝，決不像那些朝秦暮楚之徒那樣卑劣。頷聯寫自己淡泊自處，不慕榮利。兩句用了兩個典故：南朝宋代的劉伯龍，生活很是困窘，他想營求什一之利(即經商)，找手下人商量，而遭到鬼的一頓譏笑(見《南史·劉粹傳》);晉朝魯褒“傷時之貪鄙”作《錢神論》，有言曰：“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晉書·魯褒傳》)這兩句說，我懶得營利，鬼笑話不到我;我一貫甘受屈辱，無官司可打，錢神也就失去了作用。很可能友人在詩里十分贊揚作者的高潔志趣，這里用“懶營”、“守辱”這近于消極的詞語作答，有表示謙虛的意思。另外，揚雄在《解嘲》中說過“高明之家(即富貴之家)，鬼瞰其室，攫拿(即依仗權勢)者亡，默默者存”的話，而自己既非“高明”者，又非“攫拿者”，哪怕什么鬼神、亡滅之禍呢?這暗中又與首聯“擬揚雄”照應。頸聯寫易代之際自己的依違去就，又與首聯的“無才”聯系。褚彥，褚淵，字彥回，原為南朝宋代的輔弼大臣，后參與蕭道成(即齊太祖)篡奪宋政權的政變，任齊尚書令。這里當是影射降清的明朝大臣。“生憎”，很憎恨。“喜道陶潛是晉人”，是說陶潛恥事二姓，忠于晉室，蕭統《陶淵明傳》謂其“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喜道”有自明心跡意，亦有推重不肯仕清的遺民(包括友人在內)的意思。尾聯表示至死不改素志，與志同道合友人一道隱居。“破衲黃冠”，這里指道服。作者在明亡后長期穿道士服裝，以“方外人”的生活方式拒絕清朝的籠絡。“僧珍”，即呂僧珍，南朝梁人，當時一個官員罷職后用了一千一百萬錢買了一處與他為鄰的房宅，僧珍覺得太貴，那位官員說“百萬買宅，千萬買鄰”，意思是說僧珍是極難得的好鄰居(見《南史·呂僧珍傳》)。這里的僧珍是指右元及其他道友。徐珂《清稗類鈔》隱逸類輯有一條資料云：“太原鄭大元，偕孫縡、段樵、傅山隱沁源山中。”可與此句相參。

這雖是一首抒懷詩，但在形式上又是一首和答詩，這種作品一般是在原作基礎上加以發揮，帶著框框“做文章”，難得自如從容。此詩關鍵是抓住友人“擬揚雄”之說，一氣寫來，若即若離，有似揚雄處，有異揚雄處，作者的立身行事也就自然顯現出來了。詩中用典很多，用得較活，又多是晉宋南朝人事，也顯得較集中。當然典故多，在作品內涵加大的同時，也增加了閱讀理解的難度，延君壽說傅山的詩“奇辟精奧”(《老生常談》)，看來也不能只從優點方面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