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登錯的文章》原文與賞析

印給少年們看的刊物上，現在往往見有描寫岳飛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這兩位，是給中國人掙面子的，但來做現在的少年們的模范，卻似乎迂遠一點。

他們倆，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將，倘使少年們受了感動，要來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學校卒業之后，或進大學，再應文官考試，或進陸軍學校，做到將官，于是武的呢，準備被十二金牌召還，死在牢獄里;文的呢，起兵失敗，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么樣呢? 有歷史在，恕不多談。

不過這兩位，卻確可以勵現任的文官武將，愧前任的降將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為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來，卻錯登在少年讀物上面了，要不然，作者是決不至于如此低能的。

【析】 1936年2月出版的 《海燕》 月刊第2期，同時刊出了魯迅先生的兩則補白性質的短文：《難答的問題》 和 《登錯的文章》。

這兩篇文章都與當時一些報刊登出的兒童讀物有關： 前一篇是對《申報》2月9日 《武訓先生》一文向兒童宣揚“武訓精神”的批評; 后一篇卻是借題發揮，揭露國民黨統治集團向日本侵略者投降賣國的丑行。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之后，一直夢想著進一步占領全中國。1935年11月，國民黨漢奸發動“冀東事變”，在河北東部22個縣的范圍內成立了名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使整個華北處于危急之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一面積極消滅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紅軍，一面卻同日本侵略者搞什么 “外交談判”，大肆拍賣中國人民的利益。

《登錯的文章》從兒童讀物問題著筆，論及當時某些“印給少年們看的刊物”，“往往見有描寫岳飛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作者的意思，并非說岳飛、文天祥的事跡不可以宣傳——他們都是 “給中國人掙面子的”，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等文章中，魯迅曾一再肯定岳飛、文天祥等都是民族英雄;問題在于，用他們 “來做現在的少年們的模范，卻似乎迂遠一點”。

為什么“迂遠”呢?這與魯迅關于兒童文學的見解有關，更要聯系本文下面的段落來作理解。魯迅歷來認為，寫給兒童們看的東西，要與兒童的生活和心理比較切近，他自己創作和翻譯的兒童文學作品就都具有此種特點。岳飛、文天祥的特殊經歷和遭遇，自然與兒童隔著一段距離，兒童們倘使 “受了感動，要來模仿”，“就先得在普通學校卒業之后”，“或進大學，再應文官考試”; “或進陸軍學校，做到將官”。然后呢，還得或如岳飛那樣，受投降派陷害，“死在牢獄里”;或如文天祥那樣，“起兵失敗”，慘死在外族侵略者手中。對于少年讀者來說，這豈不是太 “迂遠” 了嗎?

如果目的僅止于議論兒童讀物，文章至此就可以結束了。但作者本意卻在借歷史以針砭現實，所以絕不能就此打住。在歷史上，岳飛、文天祥的苦斗是失敗了，南宋終于覆亡。原因何在?在于最高統治者投降賣國。這是大家都很明白的，“有歷史在”，無須 “多談”。故作者只用了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句來暗示，筆鋒一轉，文章就進入第二層意思了。這第二層 (即文章最后一段)才是本文要旨所在。岳飛、文天祥“做現在的少年們的模范”是“迂遠”了;但他們“卻確可以勵現任的文官武將，愧前任的降將逃官”。“確可以”三字說得斬釘截鐵，對現實社會中的“文官武將”和“降將逃官，”既是狠狠的鞭撻，也是有力的警告!歷史往往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國民黨統治當局對日本侵略者如此一味妥協投降，倘不改弦更張，那就勢必重蹈南宋王朝的覆轍，整個中國就將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這樣說來，“描寫岳飛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實在“是為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現在卻登在一些“印給少年們看的刊物上”，這豈不是一種“錯位”嗎?在一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中，作者就是這樣運用移花接木的藝術手法，巧妙地抨擊了國民黨政府的投降賣國政策。魯迅雜文匕首、投槍的戰斗特色，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