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章廷謙》原文與賞析

矛塵兄：

廿五日來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于此一節，我也曾熟慮，倘使后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終于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果然，有幾種報章，又對我大施攻擊，自然是人身攻擊，和前兩年“革命文學家”攻擊我之方法并同，不過這回是“罪孽深重，禍延”孩子，計海嬰生后只半歲，而南北報章，加以嘲罵者已有六七次了。如此敵人，不足介意，所以我仍要從事譯作，再做一年。我并不笑你的“懦怯和沒出息”，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時時有之，不過一近旋渦，自然愈卷愈緊，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筆十年，所得的是疲勞與可笑的勝利與無進步，而又下臺不得，殊可慨也。

蔡先生確是一個很念舊知的人，倘其北行，兄自不妨同去，但世事萬變，他此刻大約又未必去了罷。至于北京，刺戟也未必多于杭州，據我所見，則昔之稱為戰士者，今已蓄意險仄，或則氣息奄奄，甚至舉止言語，皆非常庸鄙可笑，與為伍則難堪，與戰斗則不得，歸根結蒂，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北方風景，是偉大的，倘不至于日見其荒涼，實較適于居住。

徐夫人出典，我不知道，手頭又無書可查。以意度之，也許是男子而女名者。不知人名之中，可有徐負(負=婦)，倘有，則大概便是此人了。

喬峰將上海情形告知北京，不知何意，他對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嘆保持飯碗之難，并言八道灣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動止兩難，至于失眠云云。今有此舉，豈有什么決心乎。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灣)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氣之積習，終必至于不能和洋場居民相安，因為目擊流離，漸失長治久安之念，一有壓迫，很容易視所謂 “平安”者如敝屣也。

例如賣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較安居者為好。這也是去年“革命文學”所以興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現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時仍可收到)，而譯稿每千字十元，卻已有人預約去了，但后來之興衰，則自然仍當視實力和壓迫之度矣。

迅 啟上三月二十七夜書于或一屋頂房中。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不另。

【析】 1927年魯迅來到上海，開始了他最后十年的戰斗生活。他以共產主義者的英雄氣概，在思想文化戰線上領導和組織了左翼文藝工作者英勇抗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迫害，擊退了御用的資產階級文藝派別的進攻，創作了大量戰斗性的雜文，譯著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論著，為發展我國無產階級文藝作出了重要貢獻。正是在這些尖銳、激烈的斗爭中，魯迅成為思想文化戰線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1930年，魯迅因參加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而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他因此而于3月19日至4月 19日離家避居內山書店的閣樓上。這封信就是他避居在那里時寫的。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領導和組織革命文藝工作者英勇戰斗的一些實績：熱心扶持和幫助進步文藝團體及刊物，參與發起組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等革命文化組織，嚴肅認真地批評革命文學運動內部的缺點和不足。還可以看到當時對敵斗爭形勢的尖銳激烈，資產階級反動文人對魯迅攻擊之瘋狂卑劣。更可以看到魯迅甘作人梯，熱心培養和幫助革命青年的赤誠之心以及嚴謹不茍的治學精神。

梯子之論本是資產階級反動文人對魯迅的惡意攻擊，但魯迅卻甘愿作人梯，為培養和造就革命人才而不惜犧牲自己。這種共產主義者的寬廣胸懷，對青年深厚至誠的愛是感人至深、令人崇敬的。魯迅教育幫助青年目的是為革命事業培養和造就戰士，所以他對一些革命作家提出了批評，表現出憂慮和擔心。當時有些作家由于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其所作所為在魯迅看來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的。魯迅的批評是誠懇坦率的，也是正確的。

在異常尖銳激烈的斗爭形勢下，始終站在斗爭前列的魯迅，自然成為敵人攻擊、迫害的主要目標。資產階級反動文人大施人身攻擊，甚至延及到他的只有半歲的兒子。手段何其卑鄙，手法又何其拙劣。國民黨反動派還要“通緝”，使他“不能住在寓里”。然而“如此敵人，不足介意”八個字卻突出表現了魯迅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這既表現了他對敵人的仇視和蔑視，也表現了他無比堅強的斗爭精神和必勝信念。

對于熱心求教、進取的青年，魯迅從不嘲笑他們的缺點和不足，總是熱情幫助。“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時時有之。”表現一種理解和體貼之情。但接著又說“一近旋渦，自然愈卷愈緊，或者且能卷入中心“則表現了魯迅那種戰斗不止的徹底革命精神，這對于那些在革命征途中感到困倦的戰斗者是一個有力的鞭策和鼓舞。“戰斗正未有窮期”，戰斗的青年當時時警覺，才能象魯迅那樣戰斗到底。

關于徐夫人出典的一段文字，表現了魯迅嚴謹不茍，坦誠求實的治學精神。做學問如此，做人又何嘗不是這樣。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在 《上海霖語》 中寫道：“魯迅先生從不夸張自己的所作所為。不知道的事情就毫不介意地說不知道。在中國人里這是很可貴的品質。”

魯迅根據對方有去北京之意，對北京的情況作了簡要介紹，指出其形勢之險惡，“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對故地古都仍流露出留戀之情。又由于周作人住在北京，于是又對周作人、周建人(魯迅的兩個弟弟)之間的事作了一些批評，言詞中對周作人的作為有貶斥之意。這些本是他們兄弟之間的家事(魯迅與周作人非一般兄弟關系，他們在思想政見上的分歧由來已久，限于篇幅，此處不贊。)，魯迅也直言相告，可見與對方關系之深厚。

這封信在藝術上的主要特點是運用了雜文筆法。所謂雜文筆法，一是他的戰斗的批判的鋒芒。對于敵人，三言兩語擊中要害，揭露其本質的兇殘與卑劣;批評革命作家的缺點，直言不諱，不留情面，尖銳有力。二是語言的生動性和形象性。如“皆茄花色”，“ ‘罪孽深重，禍延’ 孩子”等語都很生動形象，且不無譏諷。又 “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動止兩難，至于失眠云云”寥寥數語，把周氏兄弟的情態勾畫得十分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