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習慣與改革》原文與賞析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于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歷，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yè)游民，公司雇員，竟也常?？婚L嘆，或者說這很不便于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xiāng)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明年一準過新歷年么?”那回答是： “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彼⒉恍琶髂攴沁^陽歷年不可。但日歷上，卻誠然刪掉了陰歷，只存節(jié)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歷，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 “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并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于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為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后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

以后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歷上不準注陰歷，卻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后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眾的。

【析】 毛澤東說：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zhàn)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 魯迅，就是在這個 “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的潮流中涌現出來的人物。他懷著尋求真理和救國救民的愿望，一方面有力地宣傳革命和戰(zhàn)斗的主張，號召 “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滌蕩” (《墳·文化偏至論》)，“不克厥敵，戰(zhàn)則不止”，“更張破壞，無稍假借”(《墳·摩羅詩力說》)，告誡人們斗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另一方面，他痛感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緊緊箝制著人們的思想，使不少群眾變得 “麻木”、“愚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他急切地要治療封建統(tǒng)治階級傳染給人民群眾的精神上的痼疾，改變落后保守的習慣。

可以說，面對群眾陋習，怎樣實施改革? ——這是魯迅長期探索的問題。

所謂群眾的陋習，也就是國民性的問題。本世紀初，無論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抑或革命派，都曾經大張旗鼓地接觸和提倡過國民性的主張，諸如梁啟超、鄒容等人。魯迅最早思考這問題是在日本留學時期，據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說：“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重大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棄醫(yī)從文，也是因為他覺得“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魯迅正式提出國民性的問題，始于1907年寫的《摩羅詩力說》，而論述較為集中的則是“五四”前后，這條思想線索貫穿于他整個的前期思想之中，但呈現著縮小和削弱的趨勢。

盡管國民性曾是魯迅反對封建主義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它畢竟同生物進化論一樣，是從西方資產階級那里傳來的，用來解釋社會現象時具有很大的局限和消極作用：它強調了國民性與民族性的共同之處，卻抹煞了國民之中還存在著不同階級之間的區(qū)別，因此也就不可能對客觀現象作出正確的結論。

魯迅在長期的斗爭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漸掌握了階級分析的科學方法，取得了思想飛躍的充分條件，終于完成了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盡管談的還是老問題，但是《習慣與改革》給予我們的卻是全新的感覺。

文章從當局禁用陰歷這樣一件“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談起，舉例說明因襲的習慣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典型的是日歷上誠然刪掉了陰歷，只存節(jié)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 《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的廣告?！苯又氵\用正面的理論和反面的史實以證明改革習慣誠非易事。這種寫法顯然增加了文章的深廣度，既雄辯有力，又具體生動。值得注意的是正面的理論直接引用了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語意，而且以敬佩的心情贊揚道：“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這說明魯迅不僅認真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并且已經在自己的寫作實踐中加以運用。

馬列主義給了魯迅正確的觀點和科學的方法，他深刻地指出了在改革舊習問題上的三個要點，至今對我們仍有巨大的啟迪，那就是“改革一兩，反動十斤”;要認識民眾力量的偉大，要深知民心，正確引導，“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以及“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

《習慣與改革》 不僅是富有現實意義的社會短評，而且是我們研究魯迅思想發(fā)展和變化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