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原文與賞析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才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后笑嘻嘻地拱手變為“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于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 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斗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為葉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為已經為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槍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嘆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于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來在《申報》上，卻看見了更嚴厲，更徹底的批評，因為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里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為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 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利害，這才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饜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藝，就要徹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為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才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徹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一，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為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助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斗說，反對斗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卻又化為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為別的一切，無一相合，于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并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卻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于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于《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后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于人生的無聊，想吃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

【析】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戰士，魯迅密切注視著文壇動態。有些似乎并不引人注目的小事，卻會啟發感覺敏銳的魯迅的注意和深思，并因小見大，由此而發表出見識深刻的議論來，本文即為一例。

事情是由 “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申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魯迅為之作序的小說《小小十年》引起的。批評文章表達了烏托邦的空想，對小說提出了 “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魯迅深刻地了解中國的社會實際，洞察文藝戰線受“左”傾機會主義影響的嚴重危害性，知道對那些唯心主義的囈語倘不及時予以揭露和批判，就組織不起新的隊伍，教育不了廣大群眾，以致最終有礙于對敵人的斗爭，于是寫就了本文。他說：“我在這里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

在文章中，魯迅指出了階級斗爭的規律：“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作者在這里告訴讀者團結盡可能多的人來共同打擊敵人的重要性。敵人是兇狠的，斗爭是殘酷的。革命需要組織和壯大自己的力量，凡是愿意反抗現狀的人都可以而且應該吸收進革命的隊伍，“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于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一樣地能夠致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斗力。”

魯迅批評那些要求 “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的“左”傾言論“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魯迅是清醒的革命現實主義者，他清楚地知道由于投身革命的人“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因此“在行進中，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這是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了的必然現象。然而這未必不是好事，他樂觀地指出：“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誠然，魯迅深知隊伍當然是愈純粹、精銳，愈好，但這不能一廂情愿，而是必須經過火與血的錘煉。就在這篇《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發表的第二天，即1930年3月2日，他出席了 “左聯”成立大會，發表了 《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重要講話。在講話結尾處他深刻指出：“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顯而易見，參加 “左聯”必須有 “共同條件，即“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這比只要“反抗現狀”，就歡迎加入革命軍的條件要高得多。魯迅善于區分敵、友、我，對他們有不同的態度、分寸和方法。魯迅是正確的。

最后，文章批評了頹廢者和“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頹廢者“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利害，這才感到暢快”，他們把革命視為胡椒和辣椒之類的新刺激。而認為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則是毫無定見，又否定一切。魯迅指出，按照他們的邏輯，“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并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這兩種類型的人，表現不同，實質則一：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本文篇幅不長，但藝術上很有特色。

急進的革命論者形“左”實右，所以作者在文章標題上即一針見血地揭露其實質是 “非革命”。

從結構上看，文章從對假設言論的批駁入手，將對《申報》批評文章的剖析安排在后，高屋建瓴，深具匠心。

在表現手法上則是采用了批駁與立論相結合、理論與實例相結合的方法，觀點鮮明，論說辯證，具有一瀉千里、無可阻擋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