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韋素園》原文與賞析

素園兄：

二月十五日給我的信，早收到了。還記得先前有一封信未復。因為信件多了，一時無從措手，一懶，便全部懶下去了。連幾個熟朋友的信，也懶在內，這是很對不起的，但一半也因為各種事情曲折太多，一時無從說起。

關于Gorki的兩條，我想將來信摘來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紀念冊不知道見了沒有，我想，看看不妨，譯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譯的盧氏《論托爾斯泰》那篇，是譯起來很費力的硬性文字——這篇我也曾從日文重譯，給《春潮》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體好起來，倘若技癢，要寫字了，至多也只好譯譯《黃花集》 上所載那樣的短文。

我所譯的T. iM，篇幅并不多，日譯是單行本，但我想且不出它。L.還有一篇論W. Hausenstein的，覺得很好，也許將來譯它出來，并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開天辟地》(現在已到“堯皇出世”了)和《封神榜》這些舊戲，新戲有《黃慧如產后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學家是在講革命文學。對于Gorky，去年似乎有許多人要 他的著作，現在又不聽見了，大約又冷下去了。

你說《奔流》紹介外國文學不錯，我也是這意思，所以每期總要放一兩篇論文。但讀者卻最討厭這些東西，要看小說，看下去很暢快的小說，不費心思的。所以這里有些書店，已不收翻譯的稿子，創作倒很多。不過不知怎地，我總看不下去，覺得將這些工夫，去看外國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來總是忙著看來稿，翻譯，校對，見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經濟倒還安定的，自從走出北京以來，沒有窘急過。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島到廈門以后，才聽見的。他見我一個人住在高樓上，很駭異，聽他的口氣，似乎是京滬都在傳說，說我攜了密斯許同住于廈門了。那時我很憤怒。但也隨他們去罷。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什么都不管的。后來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你看怎樣，先前大放流言的人們，也都在上海，卻反而啞口無言了，這班孱頭，真是沒有骨力。

但是，說到這里為止，疑問之處尚多，恐怕大家都還是難于“十分肯定”的，不過我且說到這里為止罷，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罷。

不過我的“新生活”，卻實在并非忙于和愛人接吻，游公園，而苦于終日伏案寫字，晚上是打牌聲，往往睡不著，所以又很想變換變換了，不過也無處可走，大約總還是在上海。

迅 上 三月廿二夜

現在正在翻譯Lunacharsky的一本《藝術論》，約二百頁，下月底可完。

【析】 在這封書信中，魯迅傾吐了對收信人的關懷之情，表達了他對翻譯革命文藝論著的重視，駁斥了反動派對他的人身攻擊。信筆寫來，無事雕琢，但在字里行間，激蕩著作者感情的潮流，使人讀后，自然親切，愛憎分明，剖白事理，是非清晰。

坦誠真摯的感情是本文的特色之一。收信人韋素園，二十年代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之一，曾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回國后，系未名社的中堅力量。譯著有果戈理的 《外套》等。由于艱苦的生活，繁 重的學習 與工作，他開始大量咯血，以至一病不起，從1927年春起，住進西山福壽嶺療養院。素園決心與疾病作頑強的斗爭，因無法起床，他一般都伏在枕上看書寫字，毫無悲觀失望情緒。1929年5月，魯迅赴京省母，其間，曾親自去西山探望韋素園。見到素園，他在高興之中又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愿，也怕難于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里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憶韋素園君》)。因而，魯迅接到韋素園的來信，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在這封書信中，首先，魯迅向他表示歉意，先后接到兩封來信，均未及時回復。在敘述主客觀原因時，流露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情，句句貼心，暖人心懷。其次，關懷他的病體，支持他的事業。認為“倘若技癢”，則去翻譯如《黃花集》中那種詩歌、小品類的短文，勿去翻譯“很費力的硬性文字”，類似理論性的文章。并同意將韋素園指出的，郁達夫兩處誤譯的意見，摘登在《奔流》雜志第10期上。熱語相慰，款款情深。

援引事實，以理服人是本文的另一特色。1927年左右，魯迅的世界觀由進化論者轉變為階級論者。到達上海后的近兩年期間，他與中共地下黨組織有過多次的聯系，思想上受到啟發。1928年，一場 “革命文學”論爭，促使他自覺地學習、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他又從上海內山書店，接觸到不少日本進步文學界翻譯與編撰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社會科學著作。這一切都使他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真理，于是，他就如饑似渴地學習、研究，并似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竊火給人間一樣，想方設法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我也愿意于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①。

在這封書信中，魯迅采用大量的耳聞目睹的事實，來強調介紹、翻譯科學的文藝理論和革命作家作品的重要性; 從讀者 (包括觀眾)、作者和出版部門三個方面，揭示出當時文壇的死氣沉沉、烏煙瘴氣。其一，市民們看的是《開天辟地》、《封神榜》這類舊戲，新戲則有《黃慧如產后血崩》等，魯迅用括號中的兩句話，表明了自己貶斥的態度。至于讀者，有些人則重小說，輕視理論，尤愛“看下去很暢快的小說，不費心思的”。其二，有些文學家，僅在口頭上“講”革命文學，而無實際行動，例如，不少作家揚言要譯高爾基的著作，然而，只聽其聲，未見其行。其三，有些出版商“不收翻譯的稿子，創作倒很多”，他們從營利出發，盲目迎合部分讀者的趣味。魯迅用種種具體的事實，闡明深刻道理。他說：“不過不知怎地，我總看不下去”，認為“將這些工夫，去看外國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并在編輯《奔流》刊物時，“每期總要放一兩篇論文”。魯迅語重心長地表明了，介紹、翻譯革命的文藝理論和文學作品，已是文藝界勢在必行、急不可待的任務。讀者從“現在正在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一本《藝術論》”的附言中，清楚地看到，魯迅不僅這樣認識問題，而且身體力行，重在實踐。1929年間，魯迅翻譯了不少論著，寫了許多譯文序跋，這與只“講”不做的文學家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辛辣的嘲諷，冷靜地判斷是本文的又一特色。魯迅與許廣平，在一致“反抗舊社會”的基礎上，從師生、戰友發展到夫妻關系，其中，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正如魯迅后來所說的： “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②。這封信中提到的 “新生活”，正是那些 “下石”、“誣蔑” 者對魯迅的攻擊。

作者沿著時間的順序，先寫在廈門初聞謠言時的感受，“那時我很憤怒”;再寫在廣州時的事實，“將這些事對于密斯許說了”;后寫到上海來兩人的結合，“我也勸她同來了”。事實經過的敘述，有力地揭露了流言制造者的丑惡本質，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卻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③; 清楚地表達了魯迅對這類人物的蔑視。魯迅原先不敢表達對許廣平的愛，怕自己不配，“深恐辱沒了對手”，一旦看清了流言制造者的言行思想的本質及其企圖，自信不必壓抑自己的感情，可以去愛，此時，先前大放流言者卻又 “啞口無言”了。“這班孱頭，真是沒有骨力”，這就是魯迅對他們下的結論。書信的結尾處，作者寫道： “不過我的‘新生活’，卻實在并非忙于和愛人接吻，游公園，而苦于終日伏案寫字……”。這反襯、對照了誣蔑者的卑劣，顯示出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對待這種人身攻擊，魯迅既無聲嘶力竭的謾罵，又無空洞抽象的議論，而是閑閑寫來，冷靜剖析，反語相譏，尖銳有力。魯迅清楚地看出，這種人身攻擊，不過是這類人物慣于玩弄的種種花樣之一，終究他們是“沒有骨力” 的，等待他們的必是失敗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