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蕭軍、蕭紅》原文與賞析

劉吟先生：

兩信均收到。我知道我們見面之后，是會使你們悲哀的，我想，你們單看我的文章，不會料到我已這么衰老。但這是自然的法則，無可如何。其實，我的體子并不算壞，十六七歲就單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這費力可就不小;但沒有生過大病或臥床數十天，不過精力總覺得不及先前了，一個人過了五十歲，總不免如此。

中國是古國，歷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復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里，處世法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誣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對于我的許多謠言，其實大部分是所謂“文學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過是文章上的沖突，有些是一向毫無關系，他不過造著好玩，去年他們還稱我為“漢奸”，說我替日本政府做偵探。我罵他時，他們又說我器量小。

單是一些無聊事，就會化去許多力氣。但，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里。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還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雖然現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學問所限，不能慰青年們的渴望，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

《兩地書》其實并不象所謂“情書”，一者因為我們通信之初，實在并未有什么關于后來的預料的;二則年齡，境遇，都已傾向了沈靜方面，所以決不會顯出什么熱烈。冷靜，在兩人之間，是有缺點的，但打鬧，也有弊病，不過，倘能立刻互相諒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養起來，整天在一起，卻真是麻煩得很。

你們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靜不下，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生關系，就是還沒有在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一個作者，離開本國后，即永不會寫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說來，而上海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親熱。我看你們的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

以下答問——

1.我的孩子叫海嬰，但他大起來，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連姓都改掉了。阿菩是我的第三個兄弟的女兒。

2. 會是開成的，費了許多力;各種消息，報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國很少人知道。結果并不算壞，各代表回國后都有報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中國的實情。我加入的。

3.《君山》 我這里沒有。

4.《母親》也沒有。這書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沒落》我未見過。

5.《兩地書》我想東北是有的，北新書局在寄去。

6.我其實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勞或憤慨的時候，有時喝一點，現在是絕對不喝了，不過會客的時候，是例外。說我怎樣愛喝酒，也是 “文學家” 造的謠。

7.關于腦膜炎的事，日子已經經過許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罷。

我們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幾乎和筆絕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不敢當的。但倘能出版，則錯字和不妥處，我當負責改正。

你說文化團體，都在停滯——無政府狀態中……，一點不錯。議論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調，其實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們，卻斥責我懶，不做事;他們昂頭天外，評論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來信上說到用我這里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個俄國的盧布，日本的金圓，但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系，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里面并沒有青年作家的稿費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而且這些小事，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衰弱，陷入憂郁了。

來信又憤怒于他們之迫害我。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還能做什么別的?我究竟還要說話。你看老百姓一聲不響，將汗血貢獻出來，自己弄到無衣無食，他們不是還要老百姓的性命嗎?

此復，即請

儷安。

迅 上十二月六日

再： 有《桃色的云》及《小約翰》，是我十年前所譯，現在再版印出來了，你們兩位要看嗎? 望告訴我。又及。



【析】 經過幾次的信札往返，來到上海的蕭軍蕭紅終于在1934年11月30日見到了敬慕已久的魯迅。帶著激動、喜悅與不安的復雜心情，他們接連給了魯迅兩封信。這是魯迅給他們的回信。信中充滿了魯迅對青年作者的理解和關懷。

會面之時，正值魯迅大病初愈。那剛剛病起后的形容，使兩位青年無法不悲哀。于是，魯迅在信的開頭便寬慰他們： 衰老，這是“自然的法則”，不要因此過分焦心。蕭軍蕭紅由于初到上海，人生地疏，不能即刻投入進步文化工作，心中極為焦躁。對此，魯迅在信中一方面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又提醒他們： “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 魯迅向他們建議“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這樣，既可以排解心內的焦躁，又可以了解社會，以便更好地投入戰斗。

蕭軍蕭紅初涉文壇，想請許廣平對他們的文稿改一改或提些意見，由于種種原因，魯迅代她謝絕了。但對于青年作者的要求，魯迅是從不推諉的，既然許廣平無暇，“則錯字和不妥之處，我當負責改正。”對青年作者的幫助、扶持躍然紙上。

魯迅不僅在思想上、創作上關懷幫助這兩位年青人，而且在經濟上也資助他們。蕭軍蕭紅來到上海時，只有十八元幾角的存錢。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向魯迅提出借款20元。第一次見面時，魯迅便把錢交到了他們手中。為此，蕭軍懷著酸楚和感激在給魯迅的信中寫道：“我是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卻來用你的錢，尤其是當我看到你那身體以后，……”于是魯迅在信中安慰他們：“來信上說到用我這里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系，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用用毫不要緊。”怕他們對此事耿耿于懷，魯迅又親切地勸告他們：“這些小事，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衰弱，陷入憂郁了。”

此外，對蕭軍蕭紅信中所提的問題，小到自己兒子的名字，大到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組織的遠東反戰會議，以及他們尋找的書籍等等，都一一作答，不厭其煩。

在信中，魯迅不僅以一個長者的身份關懷、理解、幫助蕭軍蕭紅，而且還把他們視為知己，將自己對險惡環境發出的慨嘆、自己所取的態度，以及自己的寂寞和焦煩都毫不保留地傾吐出來。

30年代的中國，長夜待曉，環境極其惡劣。一方面，與反革命軍事“圍剿”相配合，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界范圍內大力施行白色恐怖政策。左聯五烈士被害，楊杏佛等人被暗殺，魯迅自己被通緝、被迫害，這一切無不令人發指。但魯迅是決不會被任何暴力所懾服的。面對敵人的迫害，他取輕蔑的態度：“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還能做什么別的?我究竟還要說話。”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來自于他對人民極度的愛和對敵人刻骨的恨：“老百姓一聲不響，將汗血貢獻出來，自己弄到無衣無食，他們不是還要老百姓的性命嗎?”殺人者是不會因被殺者的軟弱和屈服而放下屠刀的。既是如此，面對一切暴力，唯一的態度就應該是：伸直脊梁，挺起胸膛。

另一方面，環境又是極其復雜的，甚至自己營壘里的一些人也對魯迅進行惡意攻擊。說魯迅愛喝酒的有之，說魯迅患腦炎，從此“輟筆十年”的有之，說魯迅已經和叛徒楊邨人 “調和” 的也有之，一些心懷叵測的人還誣陷魯迅為“漢奸”。這些造謠者，都是所謂的“文學家”，有些是由于和魯迅在文章上有沖突，有些則“不過造著好玩。”對此，魯迅發出了苦澀的慨嘆： “中國是古國，歷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復雜，做人也特別難，……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魯迅深深感到：“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他們在內部挑撥離間，起到敵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而當時的左翼文化團體，如蕭軍蕭紅所說，“都在停滯——無政府狀態中。”雖說時而也有些議論，“但大抵是唱高調。”而魯迅做一些“力所能做的”的事，卻得不到理解，一些朋友還斥責魯迅懶，“不做事”。這些，都是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在革命隊伍中的反映，使魯迅 “常常感到焦煩”、“寂寞”、“有‘獨戰’ 的悲哀。”

盡管如此，魯迅“還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誣陷也罷，中傷也罷，斥責也罷，他 “毫無退縮之意”。

詳和而隨便的口吻，包含著多少對進步青年的慈愛和關心，而文字中不時透出的強韌，又顯示出魯迅在險惡環境中毫不畏懼的硬骨頭精神，也如實地反映出他在當時復雜情況下的焦慮。往往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可生發出甚為深刻的生活道理，給人教育極深。常見的分段抒寫與特意的列點述答互相交織，增強了這封書信的活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