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曹聚仁》原文與賞析

聚仁先生：

惠書敬悉。近來的事，其實也未嘗比明末更壞，不過交通既廣，智識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較的綿密而且惡辣。然而明末有些士大夫，曾捧魏忠賢入孔廟，被以袞冕，現在卻還不至此，我但于胡公適之之侃侃而談，有些不覺為之顏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

漁仲亭林諸公，我以為今人已無從企及，此時代不同，環境所致，亦無可奈何。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該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縱使在決堤灌水，飛機擲彈范圍之外，也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剪取歟，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抄錄歟，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

知識分子以外，現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理基雖稱非知識階級出身，其實他看的書很不少，中國文字如此之難，工農何從看起，所以新的文學，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余年來，我所遇見的文學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為因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貴，最不錯的，待到被人駁得無話可說的時候，他就說是因為青年，當然不免有錯誤，該當原諒的了。而變化也真來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復的，你看有多少。

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后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后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于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鉆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卻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回避了。

自首之輩，當分別論之，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查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國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發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賣友不可，于是堅卓者無不滅亡，游移者愈益墮落，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倘中國而終亡，操此策者為之也。

此復，并頌

著祺

魯迅 啟上六月十八夜

【析】 政治形勢的日趨險惡，常使魯迅聯想到歷史相類似的情形和狀況，試圖在古今神似的對比之中，找到其歷史的根源。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對現實政治形勢的險惡，魯迅就作了這樣比較。他指出：“近來的事，其實也未嘗比明末更壞”。那么，明末又是怎樣的狀況呢?據史書記載，明末天啟年間，宦官專權，象魏忠賢之類的，曾掌管特務機關東廠，兇殘跋扈，殺人甚多，無惡不作，一時社會黑暗，政治腐敗。而與明末相比，當時的政治形勢同樣的險惡，就在魯迅寫這封信的當天，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就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僅以此事為例，就足以說明當時的政治腐敗，社會黑暗之狀況。當然，紙是包不住火的，尤其是現代，魯迅指出“交通既廣，智識大增”的特點，盡管反動派的手段更加“綿密而且惡辣”，但畢竟有人不像明末那樣附炎趨勢，畢竟還有像魯迅這樣的硬骨頭性格的人，出來鳴不平。在這樣的險惡形勢下，魯迅對胡適的那番謬論，也就自然感到憤慨，并對其予以蔑視。在這里，表現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同已經墮落成資產階級政客的胡適的徹底決裂。

在這樣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沒有絲毫的放棄斗爭的念頭，同時還滿腔熱情將注意力投射到他所關心的各項有益的事業之中。譬如在信中，他提到認認真真做學問的事情，主張要用現代的意識和現代的價值觀念標準來觀照歷史，重新審視。他認為做學問的方法，由于“時代不同”應該有所變化。因為方法論的問題，涉及到認識方式和意識觀念等問題。方法論的更新，才有可能使今人的學問之于古人，獲得新的突破和成就。同時，魯迅還主張開辟學問的新領域，以圖扎扎實實地為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由此可見，魯迅的學問態度是十分認真和嚴肅的，而在觀念上、方法上則又是全新的。

由于魯迅總是能夠用現代的意識和現代的觀念認識對象，這使得他對于傳統的繼承，自有一套獨特的、新穎的看法。譬如在信中，他所提到的對“師道尊嚴”的傳統的看法，就認為：“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這里，表現了魯迅用現代意識和觀念審視”師道尊嚴”傳統的反叛精神。當然這種反叛精神，并不是全然割斷與歷史的聯系，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對于具體的人和事，還必須充分地尊重他人的人格，正如魯迅在信中所指出的那樣：“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落井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顯然，這種對傳統的認識和對具體人與事具體分析的態度和方法，魯迅的榜樣是應該為后人所效法的。魯迅在信中也談到他與章太炎師的關系，并以此為例來加以說明，這給后人的啟示是深刻的。

在信中，魯迅還談到文學普及與青年的關系問題。對于當時文壇的一些現象，魯迅曾深感不安，特別是“左聯”所出現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以使“知識分子以外，現在是不能有作家的”。魯迅看到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文字如此之難，工農何從看起”?對于廣大的工農群眾來說，通過文學所傳達的思想，必須以大眾化的傳播和接受的方式，才能夠使文學有更多更廣的讀者隊伍，才能不時地產生它的社會轟動效應。對于這一狀況的解決，魯迅寄希望于青年，“所以新的文學，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這里，魯迅著重強調了寄希望于“好的青年”，這是很重要的。與青年的長期交往，自然使魯迅在青年群中有著崇高的威望，也同青年朋友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然而，青年群中也不乏“希奇古怪”者，重 “小利”者，這些青年的確給魯迅帶來不少的苦頭，有時“反噬構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使魯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然而，即使這樣，魯迅對于青年仍然是寬厚的：“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鉆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卻因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回避了”。這段文字的表述，為我們展現了一位長者的寬廣的胸襟與風度，的確是令人敬佩的。

一封并不太長的書信，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內容可挖掘，給后人以如此之多的啟示，由此可以看到，魯迅的的確確是精深博大的。